“流水句、重视时间的逻辑思维”与顺序象似性
摘要：通过分析英文与中文句子中动词出现的顺序，本文表明这两种语言均以各自的方式遵循认知语言学所发现的语言顺序象似性原则，因此“重时间先后之序”并不是英语或者汉语的“特点”，而是这两种语言的共性。
关键字：散点透视；焦点透视；流水句；顺序象似性；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中国的文化语言学者提出，“汉语散点透视的句子反映的是汉民族重时间先后之序的逻辑思维特点，而西方语言具焦点透视的句子反映的是西方民族重空间立体关系的思维特点”（申小龙，1988:445-446；苏新春，2014:146-147）。
这一看似简单的论断其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汉语是否也有“焦点透视”的句子，汉民族是否也重视“空间立体关系”？西方语言是否也有“散点透视”的句子，西方民族是否也重视“时间先后之序”？如果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双方的差异又如何呢？这种差异是否足以使文化语言学者宣称汉语或者西方语言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特点”呢？此外，还有一个关于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在文化学者的研究当中，如果只就双方的不同的领域做“对比”（汉语句子“散点透视”与西方语言句子“焦点透视”；汉民族重视“时间先后”的顺序与西方民族重视“空间立体”的关系），而不对双方相似的领域做“比较”（汉语与西方语言各自在“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方面情况；汉民族和西方民族各自在“时间先后”顺序与“空间立体”关系方面的思维特点），如何能得出科学严密又合乎实际的结论呢？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无法在文化语言学的著作找到答案。
本文只就文化语言学者提出的“流水句、重视时间的逻辑思维”这个说法提出看法。对于这个问题，认知语言学所发现的语言顺序象似性原则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语言顺序象似性原则是说，依照自然顺序组织的信息更容易记住，因而语言的结构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反映客观世界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王寅，2015:556; E. Ungerer等人，2013:301）。与此相反，如果信息的组织不是按照自然发生的顺序来组织的，那么人们在理解的时候就需要把语序转换为时序，从而增加处理时间，甚至会错误地理解事件先后发生的顺序（王寅，2015:556）。
文化语言学者的看法与认知语言学的解读
文化语言学者认为（苏新春，2014:146-147）：
汉语语法的搭配组合单位中，表达意思更完整、独立性更强的单位是句子。汉语在陈述一个事件，描绘一个场景，介绍一个人物时，都会沿着一个明显的逻辑关系来展开。这时，句子先后之间的语法关系往往会与民族的思维规律发生密切的同步关系。在这方面，申小龙作了很好的分析工作，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他将汉语与西方语言[1]做了对比，提出：“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焦点透视的句子，这从句子的形态变化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取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整个句子格局就纲举目张。……汉语的句子思维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式，而是采取散点透视的方法，形成独特的流水句的格局”。他进而提出汉语散点透视的句子反映的是汉民族重时间先后之序的逻辑思维特点，而西方语言焦点透视的句子反映的是西方民族重空间立体关系的思维特点。
这一论述对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句子结构大势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2]。汉语在展开一段叙说时，分句与分句之间是线性的先后关系，分句之间的流动大都依据事情发生的先后时间来展开的，前后的分句与分句、句子与句子之间没有严格的语法形式限定。
实际上，文化语言学者所发现的汉语中存在“流水句”、注重“时间逻辑”现象恰好证明了汉语也符合语言的顺序象似原则，为证明语言象似性原则提供了新的语言材料。他们提出这个观点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是把汉语的这个“特点”当作西方民族“重空间立体关系的思维”的对立面来提出的，认为这是汉语的“特点”，那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可能会让人误解。他们的发现以及给出的材料和论证并不能在证明汉语符合顺序象似原则的同时也证明西方语言或者英语[3]就不符合这一原则。在认知语言学当中，除了顺序象似性以外，学者们还提出了语言的数量象似性、接近象似性、标记相似性等其他原则。这些原则都体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人体感官体验客观世界的方式，并体现在了人类的语言当中。
用实例证明英语与汉语一样也遵循顺序象似性原则
申小龙认为，“汉语在陈述一个事件，描绘一个场景，介绍一个人物时，都会沿着一个明显的逻辑关系来展开”。但这恰恰也是英语在这种情形下遵循的象似性原则。
比如，《文化语言学教程》（苏新春，2014:147）一书中引用的一个例子：
I had spent (a) a long day on a hired (b) mule before the mail carrier who had been (c) my guide pointed (d) to a cabin on the far side of a stream, mutely refused (e) the money I offered (f), and rode on (g).
我雇了一头骡子，邮差权充向导，骑了一整天，然后他遥指着河那边的一幢木屋。我给他钱，他漠然拒绝，径自骑骡走了。
从给出的两句话，我们能看出的恰恰是英汉两种语言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安排动词的出现顺序的。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两句中出现动作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分析中，相同的动作用相同的编号来识别。
其中，英语句子中动作出现的顺序：
- had spent 这个动作最先发生，表示过去完成时的had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a）；
- hired mule（hired以“非动词形式”存在于I had spent a long day on a hired mule句子当中）（b）；
- 接下来的had been my guide也是在后面的动作之前发生的，表示过去完成时的had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c）；
- pointed（d）；
- refused（e）；
- offered（存在于refused the money I offered句子当中）（f）；
- rode（g）。
其中，pointed、refused、rode这三个动词过去式限定形式（它与过去完成时相对，而过去完成时表示的是“过去的过去”）表明动作发生在前述两个动词（spent，been）之后，而这三个动词出现的顺序也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的。而hired和offer这两个动作则是时间先后顺序大框架下局部的现象（从它们所处的句子子部分或者从句而言）。
而这些动作在汉语句子中出现的顺序则是：
我雇了（b）一头骡子，邮差权充向导（c），骑了（a）一整天，然后他遥指着（d）河那边的一幢木屋。我给他钱（f），他漠然拒绝（e），径自骑骡走了（g）。
那么，英语的顺序是a、b、c、d、e、f、g，而汉语的顺序则是b、c、a、d、f、e、g。也就是说，二者在a和f的动作出现的位置方面有差异。如果不考虑二者，则英语和汉语两句话中动词的总体排列顺序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b、c、d、e、g和b、c、d、e、g。
而英语句子中a句放在最前，遵循的也是在英语习惯看来的时间先后顺序。根据英语里时间先后“逻辑”来看，（a）spent这一动作发生之后（此处用动词的过去完成时来表示）才有后续的 d、e、g 三个动作。而在汉语句子中，a动作放在了第三位的位置，遵循的则是在汉语习惯看来的时间先后顺序，即先“雇了（b）一头骡子”，或许同时“邮差权充向导（c）”，然后才能“骑了一整天（a）”，之后才有后面的“指着（d）”、“给他钱（f）”、“拒绝（e）”、“骑骡走了（g）”。这里，双方力争遵循的也都是客观世界中动作出现的先后顺序，其中的差别则是英语、汉语各自对语法形式或者意义上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与客观意义上的动作相对）有不同的认知造成的。就这句来说，英语中表示“非持续动作状态”的动作spend在语法形式或者意义上一经发生就完成了，因此排在其他动词的前面；而汉语中“骑了（a）一整天”当中的“骑”可以表示“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后来在某个别的动作之后完成了的状态”，因此排在“雇了（b）”和“权充向导（c）”的后面。从动作的起点和终点来说，英语中spend中的这两个点是合二为一的，而汉语中“骑”一词则既可以二者合一，也可以在二者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本例中是有时间间隔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英语句子中的骨干动词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于汉语句子就认为英语句子没有遵循时间先后的顺序。实际上，两个句子骨干动词顺序遵循的都是时间先后顺序，只是因为英汉两种语言赋予动词的语法义和语义不同而出现的次序有别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看下《文化语言学教程》（苏新春，2014:147）接下来引用的另外一个例子。这句话取自《高卢战争》英文版（W. A. McDevitte等人，2012:227），据称原书由凯撒以第三人称用拉丁语写成。书的内容是凯撒带领罗马军队征服高卢的历史。根据书中的描述，凯撒在远征不列颠回到欧洲大陆之时，遭遇了莫里尼人的袭击。
书中引用的英文和汉文译文如下：
When about three hundred men had been landed from the vessels and were marching rapidly to camp, the Morini, who had been left by Caesar in a state of peace when he set out for Britain, were fired by the hope of booty, and surrounded the troops, at first with no very large number of folk, bidding them lay down their arms if they did not wish to be killed.
这艘船上的三百名左右士兵上了岸，急忙赶向大营。这时，莫里尼人由于贪图战利品，便包围了这些士兵。早在凯撒出发到不列颠时，对莫里尼人并未惊扰，一直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莫里尼人起初人数不多，他们向士兵喝令，要想留下性命就得放下武器。
首先，我们根据客观世界中真实的发生先后顺序来排列英语句子中出现的动词：
- had been left（“凯撒未惊扰莫里尼人”，这一客观事件最早发生，比其他动作都要早）
- set out（“凯撒去攻打不列颠”，是动作1之后的事情，但早于后面的动作）
- had been landed（这300名士兵在凯撒去远征不列颠之后返回欧洲大陆）
- were marching（登陆之后行军）
- were fired（莫里尼人燃起欲望之火——去攻打罗马军队，赢得战利品）
- surrounded（包围罗马军队）
- bidding（包围罗马军队之后，对其发出投降的命令）
- lay down（命令要求罗马军队放下武器）
- did not wish（罗马军队的愿望——不希望）
- be killed（被杀）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从1到7的动作发生顺序排列是在了解了《高卢战争》英文版其他部分内容之后才能做出的。如果只就《文化语言学教程》引用的这句话来说，序号 2 的动作 set out 的是无法准确排出的；而且，“凯撒未惊扰莫里尼人”（1）与“来了300名罗马士兵”（3）孰先孰后也无法确定，因为二者的时态标记都是过去完成时（had been left和had been landed）。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语言的表达总是受到语境和语言手段的限制而不能完全精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此时，对语言的理解就只能借助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由读者来主动地分析、理解本句和上下文，这就是中国人所习惯和熟悉的“意合”，也就是申小龙所误认为的汉语跟“西方语言”相区别的所谓“主体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8、9和10三个“动作”与上一个例子中的e和f两个“动作”一样，属于大的时间框架中的分支或者“小环境”，对整体的时间框架是没有影响的。在本例当中，8、9和10三个“动作”并不一定实际上发生了（根据原书的描述，8、9和10三个“动作”也确实没有发生）。为方便起见，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三个动作的“细枝末节”，而只关注从1到7这些动词构成的动作“主干”。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客观世界的实际发生过程，将各个动作排列下来就是从1到7这样一个顺序。
那么，英语句子中动词出现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When about three hundred men had been landed (3) from the vessels and were marching (4) rapidly to camp, the Morini, who had been left (1) by Caesar in a state of peace when he set out (2) for Britain, were fired (5) by the hope of booty, and surrounded (6) the troops, at first with no very large number of fold, bidding (7) them lay down their arms if they did not wish to be killed.
排列下来是这样的，即3、4、1、2、5、6、7。
我们可以看到，与“根据客观世界中真实的发生先后顺序”相比，除了1和2这两个动作出现的位置不同之外，其他都是相同的。此外，即使不在“正确”位置的动作1和2也是按实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的。
现在，我们来看下汉语句子中动词出现的顺序。
这艘船上的三百名左右士兵上了岸（3），急忙赶向大营（4）。这时，莫里尼人由于贪图（5）战利品，便包围（6）了这些士兵。早在凯撒出发（2）到不列颠时，对莫里尼人并未惊扰（1），一直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莫里尼人起初人数不多，他们向士兵喝令（7），要想留下性命就得放下武器。
为了方便对比与分析，我们这里忽略因翻译而“多”出来的动词，而按照上面找出的“客观世界的动作顺序”来标出与英文版对应的动词：3、4、5、6、2、1、7。我们可以看到，除了2和1没有“各就各位”以外，其他的动词都是按照“客观世界中真实的发生先后顺序”来排列的。值得注意的是，2和1的排列与“客观世界的动作顺序”不同，这一现象与申小龙所说的汉语重视“时间先后”的顺序是不符的。
结论
从以上对两组句子的分析和比较可以知道，英汉两种语言的句子在动词出现的顺序方面均符合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顺序象似性原则，并不存在申小龙等人所说的“汉语散点透视的句子反映的是汉民族重时间先后之序的逻辑思维特点”。
参考文献
1．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3．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年
4．E. Ungerer与H.-J. Schimd：《认知语言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13 年
5．W. A. McDevitte与W. S. Bohn：The Gallic Wars，Merchant Books，2012
[1] 申小龙使用了“西方语言”这一说法，却又未确指到底是哪些语言，而且在他《中国句型文化》一书中也没有用足够的印欧语言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这种凭空提出却又未加有效论证，也没提供足够语言材料来支持的观点在该书比比皆是。更有甚者，部分观点在提出之后虽然给出了大量的语言材料，但又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本文引用的文化语言学者的观点及其他著作（申小龙，1988；苏新春，2014）中存在不少表述不科学、论证不严密、材料不充分的地方，完全经不住推敲。
[2] 申小龙所说的“西方语言的句子具焦点透视”的特点其实只是从“限定动词”、“非限定动词”、“人称”、“数”等语法层面的“形态变化”来着眼的，但由此就推导出“西方民族重空间立体关系的思维特点”则理由不够充分，也不能证明汉民族对空间立体关系的重视不如西方民族。我们要知道，即使汉语“缺乏足够的”语法标记（苏新春，2014:146），汉语也可以利用语义、词汇等手段清楚地体现空间立体关系。
[3] 一些文化语言学者的英语能力不足，不能把握英语的语言材料，这就让他们根据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不具备说服力。比如，他们的著作只给出了为数甚少的英语实例，甚至给出错误的英语句子，而且又几乎毫无例外地给出了错误的解读（苏新春，2014:56-57, 73, 97-98）。这样一来，虽然他们很努力地想指出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言到底存在哪些“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的观点总是给人以隔靴搔痒、泛泛而谈、逻辑不严密的感觉，无法切中要害，更无法构建起科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