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转】

我到现在做起国文教员来,这实在在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古怪的,因为我不但不曾研究过国文,并且也没有好好地学过。平常做教员的总不外这两种办法,或是把自己的赅博的学识倾倒出来,或是把经验有得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但是我于这两者都有点够不上。我于怎样学国文的上面就压根儿没有经验,我所有的经验是如此的不规则,不足为训的,这种经验在实际上是误人不浅,不过当作故事讲也有点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写他出来,送给《孔德月刊》的编辑,聊以塞责: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这一天了,真正连想另找一个题目的工夫都没有了,下回要写,非得早早动手不可,要紧要紧。

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疯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花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因此我觉得那些主张读经救国的人真是无谓极了,我自己就读过好几经,(《礼记》《春秋》《左传》是自己读的,也大略读过,虽然现在全忘了,)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毫无用处,也不见得有损,或者只耗废若干的光阴罢了。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乖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有时高兴便同我讲起《西游记》来,孙行者怎么调皮,猪八戒怎样老实,——别的小说他也不非难,但最称赏的却是这《西游记》。晚年回到家里,还是这样,常在聚族而居的堂前坐着对人谈讲,尤其是喜欢找他的一位堂弟(年纪也将近六十了罢)特别反复地讲“猪八戒”,仿佛有什么讽刺的寓意似的,以致那位听者轻易不敢出来,要出门的时候必须先窥探一下,如没有人在那里等他去讲猪八戒,他才敢一溜烟地溜出门去。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不久而“庚子”来了。到第二年,祖父觉得我的正途功名已经绝望,照例须得去学幕或是经商,但是我都不愿,所以只好“投笔从戎”,去进江南水师学堂。这本是养成海军士官的学校,于国文一途很少缘分,但是因为总办方硕辅观察是很重国粹的,所以入学试验颇是严重,我还记得国文试题是“云从龙风从虎论”,复试是“虽百世可知也论”。入校以后,一礼拜内五天是上洋文班,包括英文、科学等,一天是汉文,一日的功课是,早上打靶,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分两堂,十时后休息十分钟,午饭后体操或升桅,下午一时至四时又是一堂,下课后兵操。在上汉文班时也是如此,不过不坐在洋式的而在中国式的讲堂罢了,功课是上午作论一篇,余下来的工夫便让你自由看书,程度较低的则作论外还要读《左传》或《古文辞类纂》

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并非预言家也可以知道国文是不会有进益的了。不过时运真好,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期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虽林琴南的礼教气与反动的态度终是很可嫌恶,他的拟古的文章也时时成为恶札,容易教坏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一九〇六年南京的督练公所派我与吴周二君往日本改习建筑,与国文更是疏远了,虽然曾经忽发奇想地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讲过两年“小学”。总结起来,我的国文的经验便只是这一点,从这里边也找不出什么学习的方法与过程,可以供别人的参考,除了这一个事实,便是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倘若看几本普通的文言书,写一点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有了运用国文的能力。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去理解国文,这可使我有点为难,因为我没有被教过这是怎样地理解的,怎么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么我只好对他们说,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自然,这不要成为乱读,须得有人给他做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比例地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

写了之后重看一遍,觉得上面所说的话平庸极了,真是“老生常谈”,好像是笑话里所说,卖必效的臭虫药的,一重一重的用纸封好,最后的一重里放着一张纸片,上面只有两字曰“勤捉”。但是除灭臭虫本来除了勤捉之外别无好法子,所以我这个方法或者倒真是理解文章的趣味之必效法也未可知哩。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2 thoughts on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转】

  1. 不过周作人有点谦虚了。他那个年代的文人,写的东西是以内容见长的,文笔还在其次,不那么重要。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发展的一个阶段,对白话文的普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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