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医院惊魂

1993 年的冬天在东北老家，那年没考上中专，就在县城的中学住校复读初三。三九天的东北那是相当冷的。一天晚上要坐夜间的火车回家。白天乱吃东西，到了晚上就跑肚拉稀。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有药店，实在忍受不了就只好先去学校旁边的一家医院去看急诊。

大半夜的要去医院，心里总有点发毛。医院嘛，肯定是死过人的。那个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所以这家医院常去，但都是在白天。而且我在老家上学的时候，还到这家医院的二楼住过院。那时候还听泡病号的老病友讲过一些医院的“掌故”，比如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一伙人到医院闹事。院长让人折磨得半死，被人追着打，无处可逃，最后从医院的二楼的横廊跳下，倒栽葱摔到大厅面，血和脑浆淌了一地，当时就死了。院长不到二十岁的小儿子为了救自己的父亲，也被那伙人用铁管子活活打死了。他媳妇更惨，让炸药炸死了。我当时还问病友，那得多深的仇恨能让他们下这种毒手？他冷笑着回答，你小孩子懂个屁。

虽然我是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不信鬼不怕邪，但要让我半夜一个人独自去医院——这个人类血腥的修理站、报废场——走一圈，想想后脊梁骨还是直冒凉气。恰好，当时一个女同学跟我一趟火车回家，我就想让她陪我去趟医院，给我壮壮胆。当然了，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一枚，我是不能用“陪”这个字的，只说：“我们去火车站路过医院，要不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吧，很快就完事。”同学愣了愣，说：“不了。我感觉挺冷的，我先去候车室暖和暖和，在那里等你。你快去快来。你一天没好好吃饭了，这几块糖你拿着吧。”我心想，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敢半夜去医院啊。心里这么想，但嘴上没说什么，也不好再说什么。我接过大虾仁酥糖，说：“谢了。”然后，我抬起手，看了看手上带的塑料电子表，说：“那我先去医院，现在还有 6 分钟零点，最慢 40 分钟就可以到候车室了。”

这座医院是个三层小楼，中间是大门和楼梯，左右是各个科室和病房什么的。从楼的正门进去之后是大厅，迎面是楼梯，有左右两个上楼的路线。另外，进大门之后，抬头就是二楼的横廊和扶手。这种苏联式建筑在东北很常见，很多政府部门、大中小学校不少老楼都是这种格局。

我到医院时刚好零点，大门早已经上了锁，只留了旁边一个小门供人进出。院子里的路灯不多，也不是很亮，风很大，把树枝吹得乱晃，有时会遮住路灯，灯光就变得忽明忽暗的，还好的是一楼灯火通明，二楼和三楼也有一些房间点着灯。不过，现在要走进医院了，还是止不住的胆颤心惊。棉衣、棉帽都很厚，但还是温暖不了从里往外的冷。

进门的一刹那，脑子好似挨了一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面前的医院大楼忽大忽小。我奋力支持住，终于没倒。心想，真的是“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啊。我心里嘀咕着：娘希匹，这低血糖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忙从兜里掏出同学送的大虾酥，剥了皮，塞进嘴里。

医院里真是别有洞天，风没那大了，也暖和了不少，居然有春风拂面的感觉。再一看院子的地面，果然，这里的雪几乎快化没了。等我开始快步朝医院一楼大门走，一直担惊受怕的心顿时安稳了。原来，离医院还很远就听到大厅里面人声喧哗，没想到半夜了医院的人还挺多的。

到大楼的大门，拉开带玻璃窗的木门，撩开厚厚的门帘，走了进去，只觉迎面一股热流，热得我几乎连帽子都戴不住了。医院里面的墙壁晚上看着怎么这么旧，好像好几年没刷过一样。左边的挂号处窗户上方多了个破钟，钟盘上还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挂号处安了这么个钟。非常搞笑的是，显示的时间还不准，不知道是早上 8 点 52 分，还是晚上 8 点 52 分。

更可恶的是，原来成排的荧光灯都不见了，剩下的四五个荧光照不亮整个大厅，还有个破灯管“嗒”“嗒”“嗒”地忽明忽暗。我要去的急诊室在一楼左边走廊的尽头，值班的医生晚上住在里面。长长的走廊天花板只有两三个昏黄的白炽灯，照明比大厅还差。走到大厅中央，往左一拐，朝着急诊室走。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整个一楼现在是空无一人的！在大门口时喧哗声那么大，不可能听错，但眼前真的是一个人影都没有，只看见了地上自己的影子，随着昏暗的灯光一会变长、一会变短。我禁不住腿开始发软，后背也冒出了冷汗。我努力不再想，我告诉自己要镇定，学马列毛的好学生，怎么能瞎想呢？尽管头皮发麻，尽管心里发慌，但我还是决定先治好跑肚拉稀为好。我故作镇定，硬着头皮走进昏暗的走廊。

走过这段走廊，一转弯右边是黑着灯的水房，面什么都看不见，好似传说中的“黑洞”一般。一进医院正门就听见的滴水声和流水声这个时候听得更清楚了。白天的时候这里我来过，现在水房的门居然不见，只剩下个门框。我心里开始纳闷，刚才挂号室看见一个破钟，现在水房的门又拆下去了，医院发展怎么越来越退步了？

好不容易走到走廊尽头的急诊室，抬起手开始敲门。敲了三遍没人应。又低声叫了两声门。还是悄无声息。也难道医生不在？不应该的。这种级别的医院晚上都是有人值班的，不然晚上有人急诊，没大夫接诊病人岂不是要小命呜呼了？于是我又用力砸了一下门，提高嗓门，“有人吗？”依然没有人应，只听见自己的喊声在空空荡荡当的医院里回荡。我刚要举手再砸门，突然听见身后有稀稀疏疏的响声，像是有人。我猛一回头，看到厕所门里站着一个男人，穿着被血染红的白大褂，低着头，右手抓着一个女人的衣领。那个女人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整个身体只有上半身，血迹和污秽从厕所一直流到门口。

没等我喊出“妈呀”，他忽然抬起头，没等我看清他血污的脸和怪异的头发，就噗通跪到地上，哀求道：“看在我救过你们命的面子上，饶我一命吧……”我顿时懵了，大声回答：“你认错人了吧？谁想要你的命？”他猛地抬起头，这时我才发现为什么刚才觉得他的头发怪异了。那哪里是头发，明明是他鲜红的头皮，从耳边耷拉下来！凝固的血完全把左眼盖住了，只剩下一只阴森的右眼盯着我看。我拼命向后退。他看清楚了我，突然换了个表情，说：“你怎么来了？不是告诉过你们要藏起来的吗？”

这个神经病，他把我认成别人了。我大叫到：“你认错人了！”我想转身跑掉，但这时一个古怪的念头钻进我的脑子，要跑的心思转眼不见了。我盯着那人，听见自己对他说：“人真的会死吗？”他说：“只要你们哥俩好好的就行。”我又听见自己喊道：“我不服！”

说完，我那要跑掉的心思突然又强烈起来，无边的恐惧令我无法自持，不等他再说什么，转身沿着来的路线往回飞跑。到了大厅，一抬眼看见二楼的横廊，还有惨白的荧光。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从我的头顶幽幽地传来，冷酷而狰狞：“跑有用吗？”接着一个人从楼上飞了下来，“咚”的一声闷响，趴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接着头顶一声巨响。整座医院一颤，接着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我猝不及防，脚下打滑，一个踉跄扑倒，重重地摔在地上，脸上、手上沾满了温热、粘滑的液体。而且，我的右手居然抓到一只粘滑、有体温的手！我几乎要昏过去，顾不上钻心疼的手掌，也不管脸上、身上到底粘着什么东西，一骨碌爬起来，朝门口飞奔。撩开厚重的门帘，一头撞了出去。院子里依然吹着和煦的微风，昏暗的路灯似有似无。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同自动导航的飞机一般向医院大门跑去。

刚刚迈出医院的小门，娘希匹，我好像又挨了一闷棍，总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这次没撑住，一阵眩晕、视线变形之后，又一次跌倒在地。等我回过神来，立刻连滚带爬地爬到外面。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冰雪世界——三九天的东北。我发疯一般地抓起地上的脏雪，搓手、抹脸，一直到手和脸刀割般的疼痛，又用雪把大衣和裤子擦了一遍。

我一路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面稀稀拉拉几个人，我的同学还在等着我。她看到我脏兮兮的衣服和脸，吃了一惊，问我：“你怎么了？”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她说：“幸亏你没跟我一块去医院！你看我脸上和身上还有血吗？”然后，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家里的床上了，屋里点着灯，老爸老妈坐在床上，眼睛都哭红了。

老爸问我：“你都睡了一白天了，不停地说胡话。你同学说你半夜去医院了？”是啊，我好像去了，只记得摔了一跤，拼命地跑，又凉又黏的液体…… 头天晚上的事情，我居然记不全了。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里全是那天晚上的事情，每次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时间错误的钟、大厅、走廊、水房、厕所、血人、二楼的灯、阴森的眼睛、半身人、头皮、粘滑的地面、奔跑的人群、温热的手、针扎一般疼痛的手和脸……半年以后我才算能睡个安稳觉，一年多以后才开始淡忘那个晚上的事情。

我爸在我回家的那天就去医院问头天晚上有没有医生值班。医院回答说，每个晚上急诊都有大夫，但当晚值班的医生坚决否认那天晚上有学生去看过病，并且说当晚只在后半夜有两个产妇看了急诊。当时也没有摄像头之类的东西，谁都无法证明那天晚上我到底去没去医院。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