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医院惊魂

1993 年的冬天在东北老家,那年没考上中专,就在县城的中学住校复读初三。三九天的东北那是相当冷的。一天晚上要坐夜间的火车回家。白天乱吃东西,到了晚上就跑肚拉稀。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有药店,实在忍受不了就只好先去学校旁边的一家医院去看急诊。

大半夜的要去医院,心里总有点发毛。医院嘛,肯定是死过人的。那个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所以这家医院常去,但都是在白天。而且我在老家上学的时候,还到这家医院的二楼住过院。那时候还听泡病号的老病友讲过一些医院的“掌故”,比如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一伙人到医院闹事。院长让人折磨得半死,被人追着打,无处可逃,最后从医院的二楼的横廊跳下,倒栽葱摔到大厅面,血和脑浆淌了一地,当时就死了。院长不到二十岁的小儿子为了救自己的父亲,也被那伙人用铁管子活活打死了。他媳妇更惨,让炸药炸死了。我当时还问病友,那得多深的仇恨能让他们下这种毒手?他冷笑着回答,你小孩子懂个屁。

虽然我是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不信鬼不怕邪,但要让我半夜一个人独自去医院——这个人类血腥的修理站、报废场——走一圈,想想后脊梁骨还是直冒凉气。恰好,当时一个女同学跟我一趟火车回家,我就想让她陪我去趟医院,给我壮壮胆。当然了,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一枚,我是不能用“陪”这个字的,只说:“我们去火车站路过医院,要不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吧,很快就完事。”同学愣了愣,说:“不了。我感觉挺冷的,我先去候车室暖和暖和,在那里等你。你快去快来。你一天没好好吃饭了,这几块糖你拿着吧。”我心想,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敢半夜去医院啊。心里这么想,但嘴上没说什么,也不好再说什么。我接过大虾仁酥糖,说:“谢了。”然后,我抬起手,看了看手上带的塑料电子表,说:“那我先去医院,现在还有 6 分钟零点,最慢 40 分钟就可以到候车室了。”

这座医院是个三层小楼,中间是大门和楼梯,左右是各个科室和病房什么的。从楼的正门进去之后是大厅,迎面是楼梯,有左右两个上楼的路线。另外,进大门之后,抬头就是二楼的横廊和扶手。这种苏联式建筑在东北很常见,很多政府部门、大中小学校不少老楼都是这种格局。

我到医院时刚好零点,大门早已经上了锁,只留了旁边一个小门供人进出。院子里的路灯不多,也不是很亮,风很大,把树枝吹得乱晃,有时会遮住路灯,灯光就变得忽明忽暗的,还好的是一楼灯火通明,二楼和三楼也有一些房间点着灯。不过,现在要走进医院了,还是止不住的胆颤心惊。棉衣、棉帽都很厚,但还是温暖不了从里往外的冷。

进门的一刹那,脑子好似挨了一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面前的医院大楼忽大忽小。我奋力支持住,终于没倒。心想,真的是“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啊。我心里嘀咕着:娘希匹,这低血糖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忙从兜里掏出同学送的大虾酥,剥了皮,塞进嘴里。

医院里真是别有洞天,风没那大了,也暖和了不少,居然有春风拂面的感觉。再一看院子的地面,果然,这里的雪几乎快化没了。等我开始快步朝医院一楼大门走,一直担惊受怕的心顿时安稳了。原来,离医院还很远就听到大厅里面人声喧哗,没想到半夜了医院的人还挺多的。

到大楼的大门,拉开带玻璃窗的木门,撩开厚厚的门帘,走了进去,只觉迎面一股热流,热得我几乎连帽子都戴不住了。医院里面的墙壁晚上看着怎么这么旧,好像好几年没刷过一样。左边的挂号处窗户上方多了个破钟,钟盘上还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挂号处安了这么个钟。非常搞笑的是,显示的时间还不准,不知道是早上 8 点 52 分,还是晚上 8 点 52 分。

更可恶的是,原来成排的荧光灯都不见了,剩下的四五个荧光照不亮整个大厅,还有个破灯管“嗒”“嗒”“嗒”地忽明忽暗。我要去的急诊室在一楼左边走廊的尽头,值班的医生晚上住在里面。长长的走廊天花板只有两三个昏黄的白炽灯,照明比大厅还差。走到大厅中央,往左一拐,朝着急诊室走。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整个一楼现在是空无一人的!在大门口时喧哗声那么大,不可能听错,但眼前真的是一个人影都没有,只看见了地上自己的影子,随着昏暗的灯光一会变长、一会变短。我禁不住腿开始发软,后背也冒出了冷汗。我努力不再想,我告诉自己要镇定,学马列毛的好学生,怎么能瞎想呢?尽管头皮发麻,尽管心里发慌,但我还是决定先治好跑肚拉稀为好。我故作镇定,硬着头皮走进昏暗的走廊。

走过这段走廊,一转弯右边是黑着灯的水房,面什么都看不见,好似传说中的“黑洞”一般。一进医院正门就听见的滴水声和流水声这个时候听得更清楚了。白天的时候这里我来过,现在水房的门居然不见,只剩下个门框。我心里开始纳闷,刚才挂号室看见一个破钟,现在水房的门又拆下去了,医院发展怎么越来越退步了?

好不容易走到走廊尽头的急诊室,抬起手开始敲门。敲了三遍没人应。又低声叫了两声门。还是悄无声息。也难道医生不在?不应该的。这种级别的医院晚上都是有人值班的,不然晚上有人急诊,没大夫接诊病人岂不是要小命呜呼了?于是我又用力砸了一下门,提高嗓门,“有人吗?”依然没有人应,只听见自己的喊声在空空荡荡当的医院里回荡。我刚要举手再砸门,突然听见身后有稀稀疏疏的响声,像是有人。我猛一回头,看到厕所门里站着一个男人,穿着被血染红的白大褂,低着头,右手抓着一个女人的衣领。那个女人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整个身体只有上半身,血迹和污秽从厕所一直流到门口。

没等我喊出“妈呀”,他忽然抬起头,没等我看清他血污的脸和怪异的头发,就噗通跪到地上,哀求道:“看在我救过你们命的面子上,饶我一命吧……”我顿时懵了,大声回答:“你认错人了吧?谁想要你的命?”他猛地抬起头,这时我才发现为什么刚才觉得他的头发怪异了。那哪里是头发,明明是他鲜红的头皮,从耳边耷拉下来!凝固的血完全把左眼盖住了,只剩下一只阴森的右眼盯着我看。我拼命向后退。他看清楚了我,突然换了个表情,说:“你怎么来了?不是告诉过你们要藏起来的吗?”

这个神经病,他把我认成别人了。我大叫到:“你认错人了!”我想转身跑掉,但这时一个古怪的念头钻进我的脑子,要跑的心思转眼不见了。我盯着那人,听见自己对他说:“人真的会死吗?”他说:“只要你们哥俩好好的就行。”我又听见自己喊道:“我不服!”

说完,我那要跑掉的心思突然强烈起来,无边的恐惧令我无法自持,不等他再说什么,转身沿着来的路线往回飞跑。到了大厅,一抬眼看见二楼的横廊,还有惨白的荧光。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从我的头顶幽幽地传来,冷酷而狰狞:“跑有用吗?”接着一个人从楼上飞了下来,“咚”的一声闷响,趴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接着头顶一声巨响。整座医院一颤,接着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我猝不及防,脚下打滑,一个踉跄扑倒,重重地摔在地上,脸上、手上沾满了温热、粘滑的液体。而且,我的右手居然抓到一只粘滑、有体温的手!我几乎要昏过去,顾不上钻心疼的手掌,也不管脸上、身上到底粘着什么东西,一骨碌爬起来,朝门口飞奔。撩开厚重的门帘,一头撞了出去。院子里依然吹着和煦的微风,昏暗的路灯似有似无。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同自动导航的飞机一般向医院大门跑去。

刚刚迈出医院的小门,娘希匹,我好像又挨了一闷棍,总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这次没撑住,一阵眩晕、视线变形之后,又一次跌倒在地。等我回过神来,立刻连滚带爬地爬到外面。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冰雪世界——三九天的东北。我发疯一般地抓起地上的脏雪,搓手、抹脸,一直到手和脸刀割般的疼痛,又用雪把大衣和裤子擦了一遍。

我一路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面稀稀拉拉几个人,我的同学还在等着我。她看到我脏兮兮的衣服和脸,吃了一惊,问我:“你怎么了?”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她说:“幸亏你没跟我一块去医院!你看我脸上和身上还有血吗?”然后,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家里的床上了,屋里点着灯,老爸老妈坐在床上,眼睛都哭红了。

老爸问我:“你都睡了一白天了,不停地说胡话。你同学说你半夜去医院了?”是啊,我好像去了,只记得摔了一跤,拼命地跑,又凉又黏的液体…… 头天晚上的事情,我居然记不全了。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里全是那天晚上的事情,每次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时间错误的钟、大厅、走廊、水房、厕所、血人、二楼的灯、阴森的眼睛、半身人、头皮、粘滑的地面、奔跑的人群、温热的手、针扎一般疼痛的手和脸……半年以后我才算能睡个安稳觉,一年多以后才开始淡忘那个晚上的事情。

我爸在我回家的那天就去医院问头天晚上有没有医生值班。医院回答说,每个晚上急诊都有大夫,但当晚值班的医生坚决否认那天晚上有学生去看过病,并且说当晚只在后半夜有两个产妇看了急诊。当时也没有摄像头之类的东西,谁都无法证明那天晚上我到底去没去医院。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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