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的风险同在

原文作者:关剑明(Michael Kwan),译文作者:活龙

许多人都觉得成功和失败是一把尺子的两端。非也。成与败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并非彼此对立。

那么,成败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平庸”、“碌碌无为”。我想用本文上面爬山或者攀岩的图片来打一个比方。要想攀上山顶,必须要“谨慎”地冒险。每次松开手脚,都有坠崖的危险。但同时也可以一步步实现自己目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每次松开手脚,都可能会因此而失败(跌落悬崖),也可能朝实现目标迈进一步(接近山顶)。争取成功的每一步都有失败的风险。想做到最好,就会冒面对最差结果的风险。这就是人生,个人关系也好,工作上进也罢,人生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

我刚才说“平庸”、“碌碌无为”是成败的对立面。它就好比在爬山时停在一个地方,手脚都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抓住就可以活命。这时,失败的风险最小。但是,如果自甘身陷“平庸”,成功的机会也同样最小。就这样悬在半山中,虽无跌落之虞,但绝无登顶之望。

走前人的路,“谨慎”地冒险,路走起来更容易一些。但只有闯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回报才更大。大胆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才会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不要害怕自己与众不同,即使这样的与众不同风险更大也不要害怕。不怕,就有了取得独一无二成就的机遇。

在自由撰稿人职业之初,我也有随时“跌落悬崖”,“粉身碎骨”的危险。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但是我做到了胆大心细,每次都安然度过。冒的这些险也大都为我带来了回报。现在,我还在攀登一座巍峨的高山。至少,我还在向上攀登,没有留在原地。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充满了信心。

版权所有 2010 年 MichaelK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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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剑明(Michael Kwan)是加拿大温哥华一位英文自由撰稿人、职业博客。除了写作个人博客“华章之余”(Beyond the Rhetoric)以外,他还是《网络赚钱:网络达人路线图》(Make Money Online: Roadmap of a Dot Com Mogul)一书的共同作者。他写作的领域广泛,涉及技术、新奇设备和社会媒体,越来越多的客户喜欢他的自由撰稿服务。如果贵网站需要英文撰稿人,可以与他联系

我们的“东北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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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退休大学老师,名字叫林洁。在武汉待了几年。老公亨尼是荷兰人,是一位搞钢铁行业的专业人士。后来又在北京结识了一些谈得来的东北人,我是其中一个。她就倡议我们这些东北人轮流坐庄,定期聚会。

我们已经聚会了好几次。有一次去过她家吃澳大利亚式的户外烧烤。根据我不太多的了解,西餐的特点是:一道菜就是一道菜,绝少跟别的菜发生纠葛。比如,肉就是肉,土豆就是土豆,没有土豆炖肉。而且还崇尚天然,比如我还了一口之前绝没想到的“菜”——生豆芽!

这次聚会的餐厅又选在了亚运村——我住了四年多的地方,而且饭店就在曾住过小区的北面。这次发现,那里有两条叫“北苑路”的马路,一条是斜的,单行线;另外一条是直的,很宽,双行线。好几个人都是奔“北苑路”去的,到了那里就晕头转向了。

吃了两次素菜馆,才发原来豆腐冒充肉是很像的,水煮“鱼”、“肉”肠、回锅“肉”、红烧“鱼”、牛“排”,一应俱全。我还发现,原来“牛排”是没有骨头的,我一直以为“排”者,“排骨”也,哪知是排“肉”。

席间,丽莉同志(她是我老婆)是一个焦点,因为她11月份就要生了。于是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生孩子、坐月子、养孩子的事情。

“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小孩都是医院里生的。当然,这只是现在城市里的情况。改革开放前或者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没这个“正常”要在医院生的说法了;而且,我估计现在中国有些农村地区,在家里生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总而言之吧,至少在席上的人都觉得在医院生小孩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哪知道,林洁说,在澳大利亚孩子一般是在家里生的,到要生的时候,会有专业的接生婆(术语大概叫助产士吧)到家里来,只有孩子或者产妇有了什么问题,才会去医院。而亨尼又说,在荷兰更甚,“正常”情况下孩子是在家里生的,如果产妇想去医院生,医生会问:“为什么要在医院里生?”我实在是想不通啊,难道到医院里生安全系数不是更高?林洁和亨尼也想不通,难道在家里生不是一样的吗?

老早之前就听说过老外生完孩子是不坐月子的,一个星期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有人说老外体质好,不用坐月子。这个也许是习惯使然,或者是医疗条件中外不同。中国人哪有“敢”不坐月子的?老人们恨不得把新妈妈按在床上一动不动,一点光不见,一丝风不吹,甚至变态到一滴水也不能碰。我们的想法是,要是月子期间出了什么健康问题,等老了就“百病重生”了。席上的几个国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的体质和老外差这么大吗?席上一位了解情况的女士低声跟我们说:“老外女的年纪大了病老多了,比如痛风什么的。”估计就是坐月子期间落下的病。我觉得,在坐月子这方面,老外还是跟我们学学为好。

还有养孩子的事情。老婆怀孕之后,我早早地就把老妈找来当帮手了。林洁对此非常感慨,很喜欢中国的这种“风俗”。她当年生孩子的时候,碰巧父母住在附近,所以还能有照应。但“正常”情况下,子女生孩子,做父母的是一定会到场的,但仅仅是到场而已。他们会来看望一个星期半个月,然后就走了。孩子还是得“自己养”。我老妈,已经规划到把孙子带到会爬、会走,甚至上幼儿园了,还想着怎么和亲家母分担这带孩子的“工作”。

在林洁、亨尼夫妇送我们回大兴的路上,还聊起了工作的事情。我们东北帮中的于泳夫妇,老公每天、每周、每年都要按两个时间上班,一个是欧洲时间,一个是中国时间,每天只睡4-5个小时。我要是这么干一个月很快就会“枯萎”了。哪知这小子看着还是那么龙精虎猛,周末还打球锻炼呢。这次第,怎是一个“牛”字了得!凭良心说,我工作起来也是比较猛的,但还没猛到一天就睡4-5个小时。

中国人为了工作,可以牺牲健康,可以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现在的中国社会,压力这么大,你不兢兢业业地干活,还想有好日子过吗?可是,好日子又是什么呢?绕好大一个圈,为了“将来美好”的日子而奋斗。虽然我有文人的归隐情结,但至少目前我还不能置身于滚滚红尘之外啊。还好,我是“熬”过来了。当年老婆在贵州求学,我俩一个长江南,一个长江北,中间隔着好几千公里,整整三年时间。这期间她也不挣钱,就靠我一个人。现在好了,奥运会那年,她不但来了北京工作,还混了个北京户口、公费医疗。之前我们想都不敢想。原来我是我们家的“锚”,现在她是我们家的“锚”,反正是定居北京了。

这次聚会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现在回忆回忆,也能写出这么多感想来,着实难得。

另外,想要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我们这个东北帮是开放式的,欢迎东北和非东北的国内外人士参加。目前还是轮流坐庄的大AA制聚会,再过几次就是单次小AA制了。聚会绝无财务压力,欢迎参加!感兴趣的,就跟我联系吧。

无题无题无题

我的博客现在更新频率越来越低,年初定下的多写这、多写那的目标现在看来肯定是实现不了了。原因无他,从十分麻烦的个人网站开始到十分方便的WordPress博客系统,我在网上经营的“自己的品牌”已经十多年了,现在已经到了在博客上“无话可说”的阶段了。放眼整个互联网,能像我一样把这个东西搞十年的人也不是很多。能“坚持”下来的也许都是我一个朋友所说的那种“矫情”的人。

我为什么感到无话可说了呢?我试着总结了一下。我原来有牢骚、感慨可发,有时还像个愤青一样(其实就是)。而现在,我不想再在这里骂人了。也许是心里麻木了。也许是担心我在这里骂人,我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工作伙伴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大兴、北京、中国、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也跟踪不起了。我还没讴歌山西王家岭的救人奇迹,甘肃玉树就又地震因此又引发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还没感叹波兰原总统座机坠毁国家精英全军覆因此勾起我对这个国度的悲情之感,台湾的政坛双英(马英九和蔡英文——听说她的英文很菜)就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议题展开了公开电视开辩论。我估计,还没等我开始思考台湾如果借ECFA经济全面搭上大陆的快车那么对和平统一大业有什么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事情还会发生。比如,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建议人类千万别去找什么外星高级生命。因为这些异族的家园耗尽了资源,正愁没有地方可以安家,能找到地球这样的好地方他们求之不得人类自己就别没事找事了。

写着写着,我想起了郑渊洁。因为句子不加标点全靠读者领会就是他某一阶段的写作特点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我清楚地记得买的第一本《童话大王》,里面有《机器猴》故事的结尾部分,至今没看故事的开头部分。他的童话伴随我走过小学、初中,乃至中专的时光。我长大了,他的童话也就不看了。但是现在老郑在当今文坛上是相当活跃的一个人。靠着一支无比高产的笔,写出了自己的童话帝国。最令人不齿的文人是“御用文人”。简单说就是不是靠写作,而是靠老板发工资而生活的“作家”。“御用”是“御用”,但分为谁所用,比如我朝的作协就由人民的税款养活的一拨人,作为“驻会作家”是很令他们自豪的,也令别人甚为羡慕的。不过,前一阵北京的作协惹恼了老郑,老郑退出了;最近中国的作协也惹恼了老郑,老郑也不干了。玉树地震老郑捐出100万稿费,同时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捐款的发票——不搞假捐。

上个周末去了北京植物园。去了之后甚为后悔:早上七点半出发,快到地方了,车堵得只好步行,十一点半才进园子;里面自然是很开阔,让经日在小屋子里呆着的我感到心旷神怡,可是植物园的草地才刚刚泛绿,花朵也不甚鲜艳,比如曹雪芹故居的黄叶村的竹叶真的都是黄页,一个绿的都没有,又让我若有所失。我建议,这些景点还是五月份去好,而且要选在周一到周五之间去。如果非常不幸只能在周末或者去,那我祝你好运不要被如梭的游人扰了游园的兴致。

说到这里,我得记录一下。年后我买了两件奢侈品:一个是花了大约2200元买的索尼WX1数码相机,一个是花了1500元买的诺基亚E63手机。原来的佳能Ixus 430已经服役六年,最北去过黑龙江最南去过贵州,修理过一次;原来的索爱服役不足一年,摔了,没坏,但不想用了,就换了大屏幕的智能手机。

周末跟同学在呷哺喝酒,喝的是四块多钱一瓶的百威。现在情况不太妙,因为我已经能喝出燕京和百威的差别,也许我就朝着喝酒的方向发展下去,自己没事也整两瓶喝喝。北京太TM大了,喝完酒又跟同学到他在望京的家去混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从望京一路杀到大兴黄村,我要是坐动车都到秦皇岛了。

最近一年,我的博客是无比的安静。可我的生活其实是无比的喧闹——也许只存在于我的大脑中。每日的工作不到晚上没完,一天一场战斗;在北京生活的一大难题——房子,去年夏天搞定了;今年,老婆又恰到好处地有喜了,又忙、又懒、又馋的我实在无暇照顾几乎一天一个状况的老婆,只好把远在东北的老妈请来搞搞后勤。现在,我又像虎年春节在秦皇岛丈母娘家一样,到点吃饭,绝不拖延了。看看我这因为闹智齿而牺牲的两斤体重很快就长回来了。

说到智齿,我可有话说。前一阵智齿发作的时候,我对着镜子数了数,从门牙牙缝开始数,我左边八颗牙,右边八颗牙,上下各十六颗牙,加起来32颗,长全了。非常难得的是四颗智齿,只有一个长歪了,其它三颗长得都非常正点,是最年轻的,没准等我老了,就靠他们四兄弟吃饭了。

说说智齿牙疼看病。突然有一天牙肉又疼了。开始没在意,相信它会像原来一样疼一疼过几天就好了。狠心的我甚至狠狠地用自己的牙去咬自己的牙肉,总感觉是什么东西碍事——这可真是兄弟相残啊。

可是它越来越疼,一照镜子。好嘛,那颗长外的智齿把下面的牙肉咬得稀烂,肿了发炎能不疼吗。吃饭只能吃不用嚼的,生往肚子里咽,胃隐隐约约的有些不爽。那段日子,那叫一个苦。还好胃口十分配合——既然牙肉的肿得发炎没法“吃饭”,胃口就根本不饿。

疼得实在忍不住就去医院看看。到大兴区医院(现在大兴人还把它叫县医院),专家的号没挂上,三个小年轻给我看牙。其中一个随便看了看,说:智齿没什么功能,等不疼了拔了吧。当时我心里万分不乐意:牙长得好好的,你说拔就拔,感情不是你的牙了是吧。心里这么想,嘴上说:我回家考虑考虑。

从医院出来,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她说让她牙科同事再给我看看。这位大夫也是简单地看了看,说没事,牙长得挺正,下面的碍事的牙肉咬咬就没了。现在,我的牙一切又正常了。看看。都是大夫,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各行各业不都这样吗?其实,即使再疼,我也要忍,留着我可爱的牙齿,会熬出来的。我相信我的牙。

啰啰嗦嗦地给互联网又制造了意识流的垃圾信息了。你要是能看到这里我说声谢谢你。不过,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要把这个博客改成专门汇集各种知识的地方,以我所学、所知贡献给大家。

在我开始博客之旅的时候,记得在哪里看到有人说,论坛是大家闹闹哄哄你一言我一语的地方,而博客是有组织提供知识的地方。我希望我的博客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

将来,我不愤青、不矫情、不骂人、不愤世嫉俗、不激扬文字。但也不好说,也许哪天我又像今晚这样咧咧个没完。

你就等着我写吧。

Reunions with school fellows (2)

Continued from the first part

After graduation, he joined a Sino-Japanese joint venture in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This company carves gravestones and sells them to Japan. He started from the very junior level and worked all the way up to be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When he no longer found his job there challenging, he decided to go to Beijing for greater career prospects. His boss wouldn’t let him go. But, he’d made up his mind. About two months had since passed before he could eventually leave the company. After that, four people were needed to take over his job.

Reunions with school fellows (1)

We all attended a secondary accounting school in Jiamusi, Heilongjiang, which had later changed its name and then been upgraded to b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Jiamusi. In other words, the school has long ceased to exist and only our shared memory makes the school still alive.

12 years has passed since graduation. I hadn’t since seen any of the boys and girls until the end of last year, when I met again our youngest bo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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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aoyang Park (June 20,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