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热过后的冷反思 作者：佚名

公元2003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年份，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完成了一次世人瞩目的新老交替，而是一场“突如其来”，发端于中国广东，继而席卷全国、东南亚，以至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染病大流行。

早 在前一年的11月，当广东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之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短短的半年时间，这种疾病会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扩散和蔓延，它的肆虐会 给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经济生活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截止到2003年6月19日16:00，全世界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62例，死亡804 例，其中中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5326例，死亡347人。与此同时，曾接受隔离的人不计其数，而因“非典”打乱了正常生活的则是整座整座城市的人民。说到 国家大事，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下台了；2003年的全国五一黄金周没有了；全国CET考试推迟了；成人高考推迟了；甲A联赛推迟了；女足世界杯的主办权没 有了；多个省市被WHO列入疫区名单；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

时至今日，SARS的警报声正渐渐消去，人们的生活又一如往昔。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庆幸的欢 呼，还是深刻的思考呢？勿庸置疑，SARS是一种新生的传染病，属于天灾，但是它的这次传播却深深地打上了人们行为的烙印。为什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面对 这样一种疾病，我们整个社会很长时间里束手无策？为什么在SARS出现近半年后，它还能扣开一个又一个新城市的大门？为什么它能够扩散到那么多的国家和地 区？为什么它唯独在中国造成的影响最为恶劣？为什么一个多月就可以控制得这么好的疾病当初却让它横行肆虐了那么久，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生命？这场疫情的传 播，有多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呢？面对疫情的拷问，我们每个人又是如何去展示自己的灵魂的呢？

有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在疫情渐渐远去的今天深刻反思疫情何至于此以及我们面对它的态度，我想，这比开上几个联欢会来庆祝要有意义得多了。

一、你第一次比较清楚地了解SARS是在什么时候？

当 人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总是令人很尴尬，因为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与疫情爆发存在着绝对不可忽略不计的巨大时间差。由于我早就计划于3月中下旬前往广 东，所以2月初便开始与广东的数位朋友频繁联络，也就比较早地了解了一些“非典”的消息。然而在我身边，绝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在我国广东发生的，在春节黄金 周后期达到最高峰的传染病一无所知，原因就是市面上的各种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只字未提。回想远在地球另一面的“911”事件、中东的美伊战争、非洲的阿尔 及利亚大地震，近在国内的政治事件、三峡工程、体育比赛、重大案件、安全事故，我们都能通过我们原本信任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但面对一场重大的 传染病疫情，一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我们的媒体却因为某些原因始终紧闭着嘴巴，或者说不得不始终紧闭着嘴巴，吝啬得没有给我们的人民群众一点点有 用的东西。当然，确实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很早就开始私下谈论“非典”，但由于消息来源的先天性不足，他们所谈论的内容绝大多数后来被证明是不确 切和不科学的。

由于整个社会媒体的统一沉默，不但是广东以外地区的人们，就连广东当地的群众对于疫情的真实情况和防范知 识也相当缺乏，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戴着口罩上街抢购板兰根和食醋。由于无可奈何的“无知”，“非典”随着春节黄金周里人员的大范围流动在广东省内大肆传播， 大批大批的医护人员也相继倒下，人们由于得不到正确的讯息而惶惶不安。然而这一切在有些人的眼里似乎还不如某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某个明星传出绯闻来得重 要，持续地，统一地贯彻着“沉默是金”的态度。也许中国的人口的确太多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赶不上两会的胜利召开更加有意义，赶不上美伊战事更加刺激，甚至 赶不上那些花边新闻更加引人入胜。

二、为什么疫情已经见诸报端，而我们却仍然得不到真实的讯息？

3月21 日，我在广州的街边买了一份《羊城晚报》，上面谈到了“非典”，这是我第一次从官方媒体获知它的消息。心中不免产生一丝疑问，难道过去这么久了，作为一个 国民，如果想了解一点关乎兄弟省份人民生命健康的“旧闻”还要亲自跑到当地去吗？3月27日，我从广东返回北京，当天CCTV报道了外交部的一次新闻发布 会，新闻官表示北京已出现几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我偶然间看到的一条极短的新闻，也是我第一次从全国性的官方媒体得到有关“非典”的消息。这时距 离“非典”出现将近四个月，距离广东疫情高峰超过了一个半月。难道这就是“中国速度”？

此后的一段时间，“非典”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字眼开始频繁见诸于报端，所占版面越来越大，但 人们只是从中大致了解了一些广东和香港的情况，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边疫情的严峻性。与此同时，卫生部也召开了数次新闻发布会，但每次领导们都是侃侃而 谈，声言“非典”已被有效控制，北京是安全的云云。面对这些，人们只能是一头雾水。

4月20日，无疑是这次抗击“非典”战争的转折点。原定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 没有露面，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这时已经是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发布会上宣布，北京的“非典”确诊病例已达339，疑似病例402。而5天前公 布的确诊病例数只有37。发布会还宣布，今年的五一黄金周取消。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两位高官下台的消息。然而就在两天之前，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在向职工 内部通报疫情时还要求“不宜外传”！

一时间，所有人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街上的行人少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过氧乙酸的味道，商店里也发生了 抢购生活必需品的现象。大量的活动被取消，外国人纷纷离开中国，连外国元首访华都被推迟。到了这个时候，恐怕再愚钝的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应该 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形势却显得毫无准备，因为长久以来除了小道消息，人们对于真实情况和相关常识几乎是一无所知。灾难好像是一个晚上撒向人间的，恐慌和谣言 笼罩着人们的心。百姓对传媒产生了信任危机，世界对中国也产生了信任危机。人们忽然发现，面对SARS，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数，在这种情形下何言“有效 控制”呢？

三、面对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当权者不积极落实预防“非典”措施属于前者，经营者利用疫情生产假冒伪劣，大发国难财属于后者……

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表现得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要逃跑？有没有传播过谣言？有没有试图躲避隔离？有没有歧视疫区人员、患者家属、一线医护人员家属，甚至是康复患者？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对社会的责任？

有一些恐惧是必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逃离”京城的人们。他们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一无所知，长久以来信任的信息来源和渠道给不了他们任何真实的东西。有位专家说得好：恐惧来源于无知。

其 实不只是普通市民，就连那些医务工作者在早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懵懵懂懂，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一疾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护措施，偶尔的一些小范围内部通报中 还要求“不得作笔记”！后来人们得知，在当时的人民医院里，医护人员竟然是在与SARS进行“肉搏”。北京较早的一例“非典”来自山西，那位患者从广东出 差回到太原后出现持续发热症状，数度前往当地医院诊治，并向医生坦白怀疑自己患上“非典”，但却遭到了医生的断然否定。当时医生对于这种怀疑是相当轻视和 主观不愿相信的，其实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一黄金周前后北京的医护人员感染率相差如此之大。

恐惧来源于无知。但这种“无知”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咎于“无知者”本身，是什么造就了这么多有着良好知识背景的“无知者”呢？

四、当SARS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事 实证明，SARS并不像很多人想像得那样威力无穷。全体人民戮力同心，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人们的正常生活基本恢复如初。在这个 时候，我们就更加痛心，一场完全可控的传染病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横行无忌，波及了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导致了那么多无辜者受到伤害，甚至是丢掉了宝贵的 生命。

著名导演谢飞在患SARS病愈出院后也同样受到了周围人们的歧视，但他表示可以理解。他在央视“对话”节 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会考虑拍一部“非典”题材的电影时回答，他不会提早确定去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因为那是急功近利的，艺术价值必然不会高。他认为，一 部纯粹歌颂式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必须要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一些有思想的人也正是在这样做的。

确实，一场SARS，击中了我们社会体制中的一个又一个漏洞，很多传统的顽疾暴露无遗。一个最早暴发疫情 的国家，人民却是最晚才知道；一个最早与SARS抗争的医疗科研体系，迄今为止在病原体的发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中的首创记录却全部为零， 当初的衣原体和冠状病毒之争也悄无声息地没了下文。

无论是在人民生命健康利益方面，还是社会经济利益方面，我们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可 是本该走在前头的新闻媒体又在做些什么呢？SARS暴发之初，一贯报喜不报忧的他们始终保持缄默，使我们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当SARS已不可避免地成为 社会生活第一主题之时，他们龇牙咧嘴地指责、教训人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而当SARS渐渐远去，我们应该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去审视，去反思的时候，他们 却在忙着歌功颂德，甚至文过饰非！他们真的有这种资格和权利吗？一贯自诩为无冕之王，勇敢的斗士，原来就是这样草菅人命，除了恶心、无耻，我们还能说他们 什么呢？凭什么还让人们相信他们以前和以后所说的话？

我最早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SARS论坛精华”中的一篇《北京人的“非典”生活》曾被全国青联副主 席、著名演员冯巩在央视的“我们众志成城”晚会上朗诵，也曾被北京台的王牌栏目“第七日”引用，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转述全文。由此可见，时至今日，关于 SARS的讨论还是有很多的禁区。哪怕不加评论，平铺直叙中加一点无奈的调侃都不可以。

也许这一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新闻媒体本身，中国的官方媒体向来是不能够“乱说乱动”的，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必须严格遵循上级制定的指针。《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几年就换一套领导班子，前不久更因为没得到批准就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来歌颂卸任领导人而再次地震。

对于这一状况，5月30日那次新闻发布会也向我们作出了诠释。

不 出预料，仍然有记者在询问有关蒋彦永医生的情况。这个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已经有相当热度的名字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却是那么的陌生。4月3日，在北京逗留多时的 WHO专家组终于获准前往广东考察。同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外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病例”“北京3例”，“在中国内 地还是有少数的病例发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已经退休的301医院普外主任蒋彦 永闻听此言，拍案而起，因为据他了解，301、302、309三家医院此时的SARS病例已分别达到46、40、60，仅309医院死亡病例就已超过6 例。4月4日晚，蒋大夫投书CCTV-4和凤凰卫视，揭露真实情况。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仍然谈笑风生，“截止到4月9日”，“北京市22例”，“死 亡病例”“北京4例”，“这个数字目前是准确的”，“目前我们所报告的病例当中是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第二天，北京被WHO重 新定为疫区的消息仍然没有被公布。此时，已经被领导找去谈过“纪律”的蒋彦永医生仍然在不断地向上级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 蒋彦永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如此的陌生。卫生部的现任领导在面对记者提问时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中国有600万 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是啊，蒋大夫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而且还已经退了休。在4月初，比他了解疫情更真实，更全 面，更准确，更方便的可能不下百人，却只有这一位老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真相并努力地要把真实讯息传递给人们，希望大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提早加强防护。 这是一个负责的医生，一个勇于讲真话的人良心的展现。当我们谈起雷锋时，难道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雷锋这么感兴趣，他只是千百万军人中 的普通一兵？

此后，卫生部的现任领导仍然在文过饰非。“中国政府没有隐瞒疫情。如果大家翻一翻过去的资料，中国官方第 一次公布SARS疫情是2月11号，大家可以翻一翻2月12号的《人民日报》”，“不是有意地隐瞒疫情，而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难以掌握到准确的数 字”。我们且不论《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普及率有多高，也不论当时那条消息对于全国人民了解疫情真相到底有多大意义，只是想说，一个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他 说没说过，而在于它做没做过，有没有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充分了解事实真相，正确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无论如何，效果才是我们所看重的。是不是 说全国从来就没有人隐瞒过疫情？那么胡锦涛总书记在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岂不成了多此一举，无事生非？“信息渠道不 畅”，“情况掌握不准确”，这或许是个原因，但为什么4月10日卫生部官员言之凿凿地声称“我们所报告的病例当中是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 的数字”？难道一个国家卫生部的信息掌控能力竟然还不如一位退了休的老医生？

我们并不是想过多地指责什么人，国人长久以来被灌输的思想已经让他们不是很习惯去怀疑权威，勇敢讲出真 话。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也会走走形式，搞一些所谓的民主评议，但是在请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的时候还总是忘不了加上一句“不允许利用这个机会对领导打击报 复！”面对这样的局面，聪明人往往都是选择明哲保身。更何况，讲真话在历史上曾留下太多血的教训。但是，只有勇敢地去承认曾经犯下的错误，一个民族才能够 不断前行。

在抗击SARS期间，广州发生了“孙志刚收容致死案”，着实令我这个在事件发生几天后到达广州的真外地人 后怕之情甚于SARS。同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发生了三十多位市民联署要求罢免官推人大代表，力挺曾率众业主前往政府门前静坐，被某些人视为到处惹麻 烦的直选人大代表事件。发生在最早出现SARS疫情的广东省并轰动全国的这两件事，也为这场SARS作了不大不小的注脚。

其实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不吃野生动物等等，都是些辅助手段，政治体制的改革，医疗卫生 防疫体系的完善，传统观念中顽疾的剔除等才是解决旧问题并抵御新问题的根本途径。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漏洞减少了，容易被灾难袭击的要害变得坚固了，我们也可 以从根本上少做一些漫无目的的无用功。

在这篇文章里，有太多太多的问号，作者也仿佛成了问题青年，但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也许这些问题现在有没有答案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它的态度：是把问题和答案都藏在心里，还是摆上台面，勇敢地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