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两种中译本翻译策略与实践研究

作者:常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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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源于认知,而认知则源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在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认知”这一中间环节,语言的基础是认知,认知的基础是客观现实。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语言——认知——现实”(“三个层面”),这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语言可看做是一个“窗口”、一个“参照点”体系,通过这个窗口和体系所观察到的是对客观现实进行认知之后的成果。

绪论:介绍本文的写作缘起、研究现状、研究对象、目的与方法和内容安排。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研究:介绍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以及认知翻译理论,探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和翻译现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最后提出适合哲学著作的翻译策略。

第二章《中国哲学简史》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分析赵译本和涂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两个译本译文的特点。

第三章 结论与余论:“结论”部分总结《简史》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结果,给出《中国哲学简史》两个中译本的阅读选择建议;“余论”部分探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其翻译。

关键词:中国哲学简史;翻译策略;实践;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研究

 

ABSTRACT

Language originates from cognition, which in turn com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lieves in the existence of an intermediate link, i.e. cogni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Language is based on cognition, which in turn based on the objective reality. This relationship can be summarized as language-cognition-reality (“Three Levels”), which is the basic viewpoi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From this viewpoint, language can be seen as a window and a reference point system through which the cognitive results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are observed.

Introduction. This part describes the reason for writing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status, the object of study, purposes and methods, and the paper structure.

Chapter One.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fundamental ideas and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iscusses the linguistic and translation phenomena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redefines translating strategies, methods, and skill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translating strategy for philosophical works.

Chapter Tw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eng Youlan’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Chapt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Zhao Fusan and Tu Youguang as shown in their translations of Short History and compar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Chapter Three. Conclusions and Others. This Chapter provide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d reading choic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eng’s Short History;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works and their translation from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ing Strategies; Practic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研究……………………………………………………………… 8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的本源……………………………………………… 8

第二节 翻译的认知研究:翻译的创造性…………………………………………………… 15

第三节 从认知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 19

第四节 适合《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策略……………………………………………….. 22

第二章《中国哲学简史》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 24

第一节 赵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 24

第二节 涂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 35

第三节 两个译本译文特点比较…………………………………………………………………. 42

第三章 结论与余论………………………………………………………………………………………. 55

第一节 结论……………………………………………………………………………………………… 55

第二节 余论……………………………………………………………………………………………… 57

致谢……………………………………………………………………………………………………………….. 61

参考文献……………………………………………………………………………………………………….. 62

 

 

 

绪 论

一、写作缘起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简史》)是一部深受读者喜爱、享誉中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广大哲学史专业人员和哲学爱好者当中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体。这部著作是冯友兰1947年用英文写成的,目前有涂又光与赵复三分别翻译的两个中文译本。

两个译本的译者都声称自己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但在他们的翻译实践当中却出现了差异。赵译本大部分内容为直译,但也有很多内容为意译[1],译者还有意根据自己的想法对英文原著进行了重新诠释或者解读。赵复三的英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译文常常出现翻译错误,其中包括理解错误、中文用词不当、译文不准确。他还有一个不好的翻译习惯,经常毫无目的、随意地增减原文内容,出现了不少无谓的翻译错误或者问题。

涂译本则成功地贯彻了所预想的“直译”翻译策略,它沿用原文的结构与用词,译者英语理解能力更强,不随意增删原文内容,但个别地方翻译技巧失于生硬,甚至也出现了翻译错误。

此外,两个译本也出现了一些相同的翻译错误,其中一部分体现出汉语为母语的人理解作为外语的英语时在语言层面存在的共性困难,另一部分则体现了两种语言使用者在认知层面存在的差异。

两个译本的这些语言特色和优缺点体现出了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对原文语篇认知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翻译策略及其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异同,其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语言与翻译现象都值得认真探讨,并能给我们以启发。

二、研究现状

目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系统研究成果不多,把它作为一本译著来探讨的研究成果更难得一见,其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比较了《简史》的两个译本。在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哲学简史”为主题、篇名或者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合计不足100篇,其中大部分又都是这本书的内容简介和阅读感想。

(一)在《简史》两个译本的系统比较研究方面,只检索到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比较<中国哲学简史>的译本》(傅张萌,2013)一篇。作者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简史》两个译本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比较,研究了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2]”以及译文的异同。作者从“词汇”、“句法”以及“文本”三个层次对两个译本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对比。“词汇”层面的对比包括文言文词汇以及白话文词汇、旧用语以及目前通行的用语、单音节词与多音节词。“句法”以及“文本”层面的内容包括《简史》生僻内容(比如古代事物解释与文言文注释)的处理方法。作者探讨了两个译本的不同读者对象,即涂译本针对哲学专业读者,赵译本针对普通读者。在“翻译策略”方面,作者探讨了哲学术语的翻译、句子翻译时的“异化”和“归化”以及富有表现力的内容[3]的处理方法。

(二)《跨文化交际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影响——以<中国哲学简史>的两个译本为例》(冯蕾,2015)一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比较了《简史》的两个译本。作者认为《简史》翻译存在两个重点:一、译文要有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色:二、冯友兰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文译文是冯友兰自己的独特见解,需要翻译成中文。涂译本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没有解决好第二个问题,只把中文典籍的英译简单地还原为文言文原文,没有把冯友兰的英译翻译成中文。目前,赵译本由多家出版社出版,流传范围要比涂译本广,更为读者所知。赵译本增加了插图,阅读趣味更强,也增加了《编者引言》的译文。作者认为,赵复三在哲学造诣方面远不如涂又光,一些译文偏离了原文,但他的译文更为读者考虑,把冯友兰原著里面的中文哲学经典英译也翻译成了中文,译著字数合计23万字,比涂译本多了将近四分一。20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翻译界普遍把翻译视作一门艺术,涂译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用最短的词翻译出了一个十分精炼的译本。2000年之后,译者作为主体开始更多地体现在译文当中,赵译本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它更多地考虑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冯友兰英文版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涂译本之关键词误译研究》(江露,2014)一文从“文化误译”的角度对涂译本中的道家术语“无为”、“主理派”与“主情派”[4]、佛学术语“修行”、“修身”、“修己”和“杂念”以及儒家术语“新儒学”、“新儒家”、“宋明理学”、“道学”和“理”等词的翻译进行了探讨,认为涂译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表示这种“文化误译”无法避免。

(四)《<中国哲学简史>(节选)英译中翻译报告》(叶绍丹,2014)一文根据翻译目的论的原则、以《简史》第四章和第七章为例探讨了哲学著作英译中的“翻译策略”,其中包括需要重视的回译和章节译文的学术性和准确性(中文典籍章节的标注、中文哲学典籍的还原)、针对哲学入门读者的通俗语言选择(文言文与白话文)以及译入语的逻辑连贯性(英文连词since的翻译)。该文认为,要翻译好哲学著作,译者需要综合、透彻地理解文本,还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与文化。叶绍丹在最后附上了她依据所探讨的“翻译策略”重新译出的第四章和第七章。

(五)《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翻译》(曾辉,2017)一文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了《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本与《生死疲劳》的翻译。作者探讨了《简史》和《生死疲劳》翻译当中存在的语内翻译(从传统到现代)、语际翻译(面对读者进行的解释评注)和符际翻译(中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认为这种跨文化的阐释很好地消除了文化隔阂。其中具体讨论了《简史》中“天”、“端”、“仁”的翻译(从传统到现代),对“由”字的解释(解释评注)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为贵”(the golden mean)相类比(文化对话与融合)等内容。

以上研究成果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一)它们都没有解释清楚两个译本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傅张萌(2013)仅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两位译者翻译的目的不同(译作分别面向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因此译文在用词、句法和文本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不过,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为一个译本更为“专业”,另外一个译本更为“通俗”。原著中除了哲学术语与哲学论述之外,也包含其他类型的内容,这些内容两个译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专业”和“通俗”这种分析二分法对此无法解释。“译者主体性”是为了反对“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而提出的,要求译者不要再作“隐形人”(仲伟合,周静,2006),但即使赋予译者以更高的“地位”仍然无法解释不同译者的译文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在“赋权”给译者的同时,也有忽略原著、作者以及读者因素的倾向。

冯蕾(2015)与曾辉(2017)的“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阐述”也都不能解释清楚两个译本之间出现其它类型差异的原因,甚至也不能解释同为“跨文化”因素导致的差异何以出现。江露(2014)也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从“无意识”的“文化误译”这一角度探讨了涂译本中出现的问题,但只局限于一些关键哲学术语的讨论,并没有详细讨论“语言”与“文化”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叶绍丹(2014)在研究中运用了“翻译目的论”,提出了一些“翻译策略”,并对比了涂译本和她自己译文版之间的差异,但她的研究没有说明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

这些研究成果另外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二)作者都没有提出一个层次明确而且清晰的系统来在不同层面上对译文加以比较。其中,江露(2014)在实际分析和比较译文的时候是在“哲学概念”与“误译”两个层次上对比的,但并没有对此提出理论上的说明。傅张萌(2013)则在“词汇”、“句法”以及“文本”层面比较分析涂译本和赵译本之间差异,但对自己所说的“翻译策略”也未加以说明。

综上所述,这些已有研究成果不是在理论上解释两个译本之间差异的原因,也没有把所观察到的翻译现象放在一个明晰的系统加以考察,最后也都没有提出适合哲学著作的翻译策略。

三、研究对象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系),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州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把新实在主义与程朱理学相结合,创立了新理学,提出了以“觉解”为中心的“四境界说”,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周光召,第6册,2009:577)。解放后,冯友兰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上册,《自序》,1998:1)

冯友兰于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期间,将自己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缩写为《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赵复三,页码:633-635),其中包含了两卷本《哲学史》写成之后的新研究成果(宗璞,2016:74,194),并在此期间将《简史》用作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的讲稿,1948年在美国纽约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冯友兰,2016: 127,235)。后翻译为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捷克文、韩文和日文等译本,1985年出版了由涂又光翻译的中文版(冯友兰,2016: 127;李中华,1996)。2004年赵复三重新翻译,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简史》英文书名为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出版时中文名为《中国哲学小史》,但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中已经有了冯友兰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哲学小史》,因此冯友兰将后来写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文名定为《中国哲学简史》。

译者与版本

涂又光(1927-2012),中国教育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他将冯友兰的《简史》翻译为中文,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由该出版社享有独家版权。这个译本是冯友兰亲自指导翻译并认可的唯一版本(冯友兰,涂又光,2013:封面)。涂又光的著作包括《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他还耗时十年将冯友兰的学术成果整理为《三松堂全集》。

赵复三(1926-2015),宗教界人士、学者、政治人物。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职务,从1989年开始在国外生活与工作。于2004年重新翻译完成《简史》,后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他的其它翻译著作包括《欧洲思想史》和《欧洲文化史》。

赵炬明(2013)认为涂译本不像是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译作,说它“像一本直接用中文书写的书,几乎完全看不到翻译的痕迹。”但本文的研究表明,这其实只是一种溢美之词。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到“贞元六书”(即抗战时期这个“贞元之际所著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史新编》,甚至是冯友兰具有口语体色彩的整理文章,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中的《中国哲学的性质》(冯友兰,2014:154)、自传《三松堂自序》,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本人的著作和讲话并非涂译《简史》中的那种文笔与风格。正相反,本文研究还表明,涂译《简史》翻译痕迹较重,部分内容紧跟英文原文的语句结构,采用了“逐词翻译”的方式,不大符合中文习惯,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有时也会让读者无法理解。

随着广大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一些图书的新版和重译,其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新出版方新世界出版社与《简史》原译者涂又光先生洽谈没有成功,转而通过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联系到赵复三,委托其重新翻译。两年之后,赵复三翻译完成,于2004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该出版合同到期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宗璞在2008年签署了赵译本《简史》的版权协议,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钟华,2004)鉴于涂译本的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所有,冯友兰的后人拥有版权的中文版《简史》只有赵译本。

宗璞表示,她认定的“英汉对照版是赵复三先生的版本。因为冯友兰的英文原版中不仅有引用孔孟原话,还做了很多作者对此的解释,涂版在翻译回中文的过程中省去了这些解释,而赵版依然保留。”(徐洁,2013)媒体报道中对赵复三译本的评价是,“译本更加准确、可靠、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钟华,2004)宗璞也表示赵译本的“译文准确流畅”。(宗璞,2016:74)

宗璞所说的“解释”,是指赵复三在翻译《简史》时不但把中文哲学经典著作引文的冯友兰英译还原为中文原文,还根据英译用现代汉语解释了一遍。这种做法十分方便读者阅读,对不深谙文言文的读者尤其如此,也可以让中文读者了解冯友兰对中文哲学典籍的理解,而涂译一般只还原为中文典籍原文,没有依据冯友兰的英译提供解释。

媒体报道中所说的赵译“更加准确、可靠”,“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以及宗璞所说的赵译本“译文准确流畅”则需要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赵复三在翻译时部分内容采取了“重新诠释”的“意译”翻译策略,因此译文中很多内容只是赵复三个人的见解,赵译本并不是全面、准确了解冯友兰原著思想的最好中文译本。不过,也正是因为赵译本多处采取了“重新诠释”的“意译”翻译策略,更乐于采用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没有完全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与语句,更倾向于用中文习惯重写译文,很少有翻译的痕迹,因此文笔确实比涂译更加流畅。

目前出版赵译本《简史》的出版社还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三联书店、长江文艺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和中华书局。

四、目的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运用认知语言学以及认知翻译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成果,从“语言——认知——客观现实”的角度解释《简史》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别;揭示语言与翻译现象当中蕴含的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提出层次清晰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系统,将三者分别归于“认知层面”、“语言层面”和“语句操作层面”;提出适合哲学著作的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比较两个中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以及两个译本的语言特点;为读者提出《简史》两个中译本的阅读建议;阐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写作以及翻译特点。

《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史入门著作,深受读者欢迎。但与此十分不相称的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未检索到较为全面的两个中译本译文、翻译策略及实践的比较研究成果。此外,也未检索到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翻译研究理论对译著进行较全面比较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的意义在于,它会对哲学著作译本与翻译、翻译策略与实践、认知翻译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做出一点新的贡献。

本文采用了文献调查、内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本人多遍通读《简史》的英文原著和两个中译本,参考了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研究、语法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哲学史等方面的工具书、报纸、期刊、硕士学位论文等相关中英文文献与研究成果,从《简史》的文本中选取最为典型的翻译实例,观察、比较其中的语言和翻译现象,通过内省与分析得出定性的结论,最后对这些结果进行数据统计。

五、内容安排

绪论:介绍本文的写作缘起、研究现状、研究对象、目的与方法和内容安排。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研究:介绍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以及认知翻译理论,探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和翻译现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最后提出适合哲学著作的翻译策略。

第二章《中国哲学简史》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分析赵译本和涂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两个译本译文的特点。

第三章 结论与余论:“结论”部分总结《简史》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结果,提出《中国哲学简史》两个中译本的阅读选择建议;“余论”部分探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其翻译。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研究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的本源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跨领域的新兴学科,它采用了体验的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王寅,2007:11)。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源于认知,而认知则源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认知——现实”,即在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认知”这一中间环节,语言的基础是认知,认知的基础是客观现实。人类的语言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它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只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形成的基础是人与客观现实互动的体验以及在这一体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认知体系,即认知来源于实践,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人类先有与客观现实的互动体验,经过认知加工,才产生语言。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客观现实的规律。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身体体验与认知的结果;语言的意义跟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识浑然一体,不仅体现了语言系统的意义,还包含相关的百科知识以及文化和社会因素;语言的意义就是概念化,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世界;意义是各级语言单位的核心,纯形式研究没有意义;语言是使用的结果,语言知识就是如何使用语言的知识。(张辉、孙崇飞,2015:D16)

一、窗口参照点体系:语言的位置与作用

在“语言——认知——现实”当中,语言是一个“窗口”、一个“参照点”体系,通过这个窗口和体系所观察到的是对客观现实进行认知之后的成果。语言所反映的是经过认知加工的客观现实,它不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真值”反映。这其中包括三个层面:“语言”系统本身、“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三者之间是相关且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无论探讨、描述哪一个层面,我们都要用到“语言”本身。

语言的这种“窗口”、“参照点”的位置与作用可以用颜色词汇来说明。颜色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我们用肉眼在日光下看到的颜色在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红色”、“绿色”等)都是人眼观察、体验到的客观现实经过认知而形成的,是对客观现实的间接反映。人类所具备的颜色视觉,是物体表面所反射或者折射的“不同波长的光作用于视觉器官所引起的感觉”。人眼视网膜上的锥体细胞能分辨颜色,杆体细胞不能分辨颜色。只有杆体细胞或者锥体细胞很少的动物,比如狗、猫、鼠、猫头鹰、猪等就没有颜色视觉。色觉异常的人可能只会“看到”光谱上一部分颜色。比如,红绿色盲只能看到黄和蓝,而把红和绿看成是不同明度的灰,蓝黄色盲只有红和绿的感觉,全色盲则只有明暗的感觉,完全无法辨别颜色。(周光召,第25册,2009:600)

此外,在对颜色的认知当中,还包含着文化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对颜色认知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同语言与文化对颜色的不同认知。相同的颜色在汉语和英语中因生活环境、心理、宗教信仰、政治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有着不同的内涵。比如,红色在中国受到尊崇,被认为是太阳的颜色,而太阳则能带给人类光明,使万物得以生长。因此,在汉语中红色象征着喜庆与吉祥(“红火”、“红运”)。红色还是共产主义的象征,在中国具有正面的政治认知意义。共产党的武装被称为“红军”,政治进步、业务出色被称为“又红又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旗帜都是“红旗”。此外,红色还象征羡慕或者嫉妒,比如“眼红”、“红眼病”。(蒲春芳,2011)与汉语中红色所代表的“好运”、“幸福”、“喜庆”为主的文化寓意不同,在英语中,红色突出表现为“血液”(red-handed,意为“手沾满鲜血”,“当场抓获”),“精力”(red-blooded,意为“精力充沛”)、“愤怒”(see red,意为“发怒”)、危险(red flag,意为“危险信号”)。

在“颜色”词汇这个例子当中,人通过自己的视觉器官,以身体的体验对客观现实进行感知,对物体本身并不具有的“颜色”特性形成“认知”,这一包含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内的“认知”发达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语言”。通过语言这个“窗口”以及“参照点”体系,我们就可以观察认知成果以及相关的客观现实。当然,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科学技术实践和社会实践,语言也可以对认知产生反作用,人对颜色视觉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就体现了这一点。实践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颜色这种物理现象,让我们在客观现实中进行正确的实践,从而使语言反作用于客观现实。

二、三个层面语言系统本身、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

在“三个层面”层面(即“语言”系统本身、“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当中,语言所体现的只是人的认知成果,这一认知有可能是对客观现实的扭曲反映(颜色词汇所表示的颜色这一物理现象实际上只是一种光波,而非某个有“颜色”的物体本身具有的物理特性),或者不完整的反映(将物体表面的物理特性与光波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认知为该物体的“颜色”);经过了科学技术实践,人可以认识到客观现实中颜色的物理学特性,这样就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认知。但即使如此,人们在日常使用语言的时候仍然会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来描述颜色,而不会为了“正确”或者“科学”而把对颜色的科学认知包含在日常的颜色描述语言当中。语言的“窗口”和“参照点”作用在这个例子当中体现在:我们在使用语言来描述颜色时,首先要认识的是颜色词汇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颜色这种物理现象在认知当中的成果,最后是颜色在客观现实中的特性。语言本身所直接表现的只是语言层面上的内容,只是一个“窗口”或者“参照体系”,但它可以间接“激活”的全部语义则包括与颜色相关的全部认知成果及其所表现的客观现实,而这同一个认知成果和客观现实反过来又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或者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式来激活。这就是完全相同的客观现实和同一个认知成果在语言表现当中差异如此之大的认知语言学理据。

语言与认知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可以通过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来说明。在英语中,不定冠词与定冠词(a/an,the)分别体现了与“抽象”相对而言的“具体化”的“泛指”与“特指”。在“抽象”与“具体”的表达方面,英语与汉语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认知层面,虽然汉语为母语的人也有与“抽象”相对而言的“具体化”的“泛指”与“特指”这两项认知,但在语言层面上,汉语词没有屈折变化,普通名词和抽象名词在外形上没有区别,也不像英语那样可以用冠词(“定冠词”与“不定冠词”)在形式上明确普通名词的具体所指,在需要时只能通过词汇手段来予以明确,而不需要用词汇手段加以明确时就依靠上下文和语境来予以明确。比如这个例子:“你的杯子里还有水吗?我给杯子倒点水。这个盘子更像是(个)杯子。”其中,第一个“你的杯子”是“特指”,英语中可以用your glass来指明;第二个“杯子”也是特指,但汉语在形式上不需要予以明确,英语则在形式上必须予以明确,比如用the glass;第三个“杯子”则是抽象的“杯子”(glass)一个具体的例子(a glass)。

冯友兰在《简史》第八章“名家”谈到公孙龙的“指物论”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1) 公孙龙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指”字的意义,有名词的意义,就是“手指头”;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为什么以“指”表示共相,正是兼用这两种意义。一个普通名词,用名家术语说就是“名”,以某类具体事物为外延,以此类事物共有的属性为内涵。一个抽象名词则不然,只表示属性或共相。由于汉语不是屈折语,所以一个普通名词和一个抽象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汉语里,西方人叫做普通名词的,也可以表示共相。还有,汉语也没有冠词。所以一个“马”字,既表示一般的马,又表示个别的马;既表示某匹马,又表示这匹马。但是仔细看来,“马”字基本上是指一般概念,即共相,而某匹马、这匹马则不过是这个一般概念的个别化应用。(涂又光中文版,页码:88)

下面这个翻译实例中,涂译和赵译出现了同样的翻译错误[5],很好地表明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这方面所体现的语言与认知层面的差异:

(2) It was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a reviv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was taken as the symbol of a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4)

*(2) 有人认为它标志着*T1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T2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8)

*(2) 认为它代表着*Z1中国哲学的复兴,而这乃是*Z2中国民族复兴的象征(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5)

涂译和赵译会让中文读者理解为冯友兰的著作代表了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但这显然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真实情况,与客观现实不符。

实际上,在认知层面,“a reviv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当中的“a revival”是指“复兴”(revival)这个抽象名词的一个(a)具体化了的实例(薄冰,2002:23),即针对冯友兰哲学著作将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更好地“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系统的整体”而言的,认为冯友兰的著作在某个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复兴。“a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也是这种情况,即冯友兰著作所代表的一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复兴代表着中华民族在一种意义上的复兴。英语中的冠词a在这句当中表示仅仅是抽象(共相)的“复兴”一个具体的“实例”(殊相),它区别于其它具体化的“复兴”,比如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我们从《新理学》的写作历史背景中可以知道,《新理学》写作于1938年,正值全面抗战初期,文化与民族都处于空前的危机当中,“中国哲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在那时只是对未来一种大胆的展望,就当时的国情和世界局势而言完全只是一种远大的理想甚至奢望,也代表了冯友兰当时对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一种信心。与此相呼应,《简史》的英文编辑布德在《编辑引言》也做了完全相同的展望:

(3) Yet Chinese history shows us that repeatedly in the past, though often at untold cost in human suffering, the Chinese have succeeded in surmounting and recuperating from the crises that have faced them.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42)

(3) 但中国过去的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中国人常常能战胜种种困难向前进,尽管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43)

根据以上语言层面的分析、包括历史背景等百科知识在内认知层面的分析以及客观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涂译和赵译都没有很好地还原英文中所“提示”出来的认知世界。我们可以对译文进行修改,更好地用词汇手段确立“语言参照点”,从而更好地还原英文原文所认知的客观现实世界: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一种复兴,而中国哲学的这种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一种复兴的象征。

关于英语中定冠词 the 的“唯一”、“特指”认知含义,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简史》中的例子加以说明。

(4) The next major philosopher after Confucius was Mo Tzu.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90)

(4) 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是墨子。(涂又光中文版,页码:50)

*(4) 孔子之后的*Z1一个主要哲学家是墨子。(赵复三双语版,页码:91)

英语中的定冠词the表示特指,意为“唯一”、“特定”。英文原文的认知语义是,孔子之后紧接着的下一位堪称大哲学家的就是墨子,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别人。涂译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认知,而赵译则出现了翻译错误。不过,即使译文准确的涂译也存在着被读者误解的危险,因为汉语中通常情况下不会这么表达(“之后的下一个”)。为了使译文的意思更为清楚,似可改为:继孔子之后的主要哲学家是墨子。 

三、识解的四个维度:辖域背景视角详略度突显

认知主体通过语言这个“窗口”和“参考点”体系对“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进行观察时需要进行识解。识解包含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四个维度,即“辖域”与“背景”、“视角”、“详略度”、“突显”(“识解四维度”)(王筱,2013)。

“辖域”是指相关的体验和概念网络,其中包括百科性质的背景。这是认知主体识解时的“大背景”,有了这个大背景,当前的主题内容才有一个可以参照的系统,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识解。“背景”则是更为直接相关的百科知识以及上下文等语境信息。它是认知主体识解时的“小背景”,与当前议题密切相关。比如,要透彻理解《红楼梦》小说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沉浮的故事,读者不但需要把它放在“历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当中进行考察,还要把它放在“共时”的世界历史环境中观察(“辖域”),其中包括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也要清楚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背景”)。

“视角”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体现了认知主体与所观察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样的事物,只是因为认知主体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识解。比如,2014年3月1日新疆维吾尔族人在云南昆明砍杀平民,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是一起“刑事”犯罪行为,也是“分裂势力”进行的“恐怖活动”,但在西方一些媒体的报道当中这些恐怖活动则成为少数民族反抗中国政府“压迫”的“义举”(引号中的词即因“视角”不同而产生识解差异)。

“详略度”是观察事物的详略程度。详略度体现了识解的精细程度,决定了能否充分地展现认知成果。一些古典名著的原著以及专门为幼儿、小学生以及中学生改写的改编本之间就存在着详略读的不同。

“突显”则是重点表现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的突显侧面意味着认知主体关注的重点不同,这对认知主体对认知成果的识解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比如,2016年5月7日发生的雷洋在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意外死亡事件,在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互联网传播当中,雷洋被赋予了“初为人父”、“人大硕士”等容易引起人好感的语言标签(“突显”),引起了公众对公安机关滥用暴力、粗暴执法的疑虑,对雷洋深表同情。不过,雷洋生前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担任管理职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如果在媒体报道和互联网传播当中雷洋被贴上“公职人员”、“丈夫在妻子哺乳期内嫖娼”等容易引起人恶感的语言标签(“突显”),那么公众的认知很可能会倾向于支持公安部门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反而会抨击雷洋身为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暴力抗法行为以及作为丈夫的不道德行为。

还比如,英语中的连词 when 与 if 分别表示什么“时候”和“如果”,突显的分别是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是与否的可能性”,英语中甚至还有将这两个含义合在一起的习惯用法(if and when),但在英语中这个十分明确的区别在汉语中就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不加以区分。例如:

(5) When there is no knowledge, there can be no discussion about it.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36)

*(5) *T1真的没有知识了,那就连*T2的讨论也没有了。(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26)

*(5) *Z1如果真正抛弃一切知识,那么对*Z1庄子的主张也就不必讨论。(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37)

两个译文都把when翻译成“如果”或者“若”。但实际上,英文原文中的when表示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其前提是“一定有”,只是时间未定,而非“如果有”(“是否”,if),二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巨大。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常会忽略二者的区别,造成误用。比如,在交付一项工作成果给别人时,如果我们说“Let me know if there are any mistakes.”,我们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错误你就告诉我”(但据“我”所知里面不一定有错误,而且“我”可能希望里面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我们说“Let me know when there are any mistakes.”,我们的意思是,“有什么错误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因为“我”知道里面肯定有错误,这句话可算作是给对方的提前通知或者警告,让对方做好处理错误的准备)。但如果我们说“Let me know if and when there are any mistakes.”,那就把两个词所突显的方面都包括了进来。此外,it是指knowledge,两个译本此处都出现了错误。译文可改为:没有知识的时候,就不会讨论知识本身。另外,涂译中还有一个校对错误,“他”应为“它”。

对于例子(2),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虽然用汉语来表达这种认知不如用英语来得那么“方便”,但用词汇手段毕竟还能同样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母语为汉语的人完全能够理解与抽象相对而言的“具体化”的“泛指”与“特指”这种两种认知。但在例子(5)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方便”(即在语言层面体现出来的差异)确实对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认知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不同的语言促使语言使用者对客观现实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方式。

以上的理论解释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这认知过程当中居于主导地位,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体现在整个认知过程当中,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言是一种效力有限的手段,它无法完整地表现无限广阔的认知世界,也不能精确地还原客观现实。因此,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识解时,就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对有限的语言所表现的认知世界进行无限的识解,由此会产生可能存在巨大不同的认知成果。这也就意味着,实践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只有通过不间断的科学技术实践与社会实践,人才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创造与创新能力,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认知并更好地认识、改造客观现实。

第二节 翻译的认知研究: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也是一种认知过程或者结果,其中包括不同语言之间、标准语与方言之间、不同语言之间、不同方言之间、不同时代语言之间的翻译。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层面”、“四个维度”以及“窗口”、“参照点”理论也适用于翻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翻译现象。Martin (2010) 最先提出了“认知翻译学”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这一名称。认知翻译学目前初步形成,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认知语言学为视角的翻译研究目前大都被称为“认知翻译理论”或者“认知翻译研究”。(谭业升,2012:VI)

认知翻译研究对翻译持有六个观点:第一,翻译具有体验性。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来自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和经验,翻译也是基于其上的一种认知活动,同样具有体验性。第二,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翻译是建立在多重互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多重互动包括:现实与主体(作者、读者、译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第三,翻译具有创造性。语义基于身体体验的“概念化”,这虽然与将语义视为“概念”的看法只有一字之差,但彻底摆脱了客观主义语义观的束缚,体现出了人类在概念化中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第四,翻译的语篇性。翻译以语篇为基本层面,语篇所体现出的是整体意义、主旨和风格。翻译所针对的是语篇中所反映出的客观现实和主观认知世界。一字一词、句子、段落和章节与语篇之间则是一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第五,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不但重视对两个世界(客观现实和主观认知世界)的理解,也重视“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倡导体验认知观之下的和谐,从而实现语言交际中的和谐人际协作。第六,翻译的两个世界。翻译涉及了客观现实和主观认知世界,语言中的词句反映的都是这两个世界。(王寅,2007:584-591)

翻译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相同的客观现实有着相通的认知。人类有着源自于体验认知能力和相似体验的互通概念基础空间。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各自基于其语言文化交互体验而形成了语言单位“图式—例示”层级、范畴网络和各自偏好的识解型式,翻译时通过这种互通的概念基础空间实现互动,如下图所示 (修改[6]自谭业升,2012:300):

“图式”是指从人类与客观现实的互动中形成的抽象样式,存在着抽象度的差异。它是一组最小的规定特征,符合这些特征的例示就成为一个合格的范畴化的例子,即“图式”对“例示”起到了“允准”作用。在语言中,这些图式既有与具体语境下的语言表达单位相联系的具体、小范围的图式,也有由人的体验认知方式和行为所决定的概念框架,即“更抽象的、高层次的概念图式”。它们还存在抽象度的梯度,存在“图式—例示”的层级。一般来说,“图式”的抽象度越高适用范围就越广,对具体意义的实现方式的限定作用就越弱,而“图式”的抽象度越小则适用范围越窄,对具体意义的实现方式的限定作用就越强。这些“图式”以及“图式—例示”形成了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分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交叉的层级和网络系统,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识解提供了多样化的认知路径和方法。(谭业升,2012:300)

比如,《简史》中第十七章的标题:

(6) Theorizer of the Han Empire: Tung Chung-shu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52)

(6)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53)

(6) 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84)

在英语中,由动词派生而来的名词(“语言”)仍然具有动作的含义(“认知”)。在本例中,theorizer在认知层面图式是“让某种事物实现理论化的人”:《简史》第17章的内容是董仲舒为汉王朝统治提出的哲学理论依据。涂译将这一图式例示为具体的“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而赵译则将其例示为更为抽象的“汉帝国的理论家”。虽然两个例示都符合原文中认知图式的要求,但相比较而言涂译更为具体,更好地还原了原文中的认知,因此优于赵译。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描述这一翻译过程(修改自谭业升,2012:304):

在上图中,双箭头表示目标语言偏好的识解方式会在互通概念基础的作用下与源语的识解偏好型式发生博弈,二者相互作用,而非相互独立,最后可能在译语语言中产生“概念合成”,不仅产生新词汇,还可能使语法构造发生变化,甚至在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经验知识方面都产生变化。(王克非,2002)

我们仍然以theorizer这个从动词派生而来的名词为例。读者在全面研究《简史》第十七章的内容之后,会对赵译的“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了解到董仲舒作为一位哲学家为汉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解释,从而将英文原文中的认知“移植”到对汉语词“理论家”的识解当中,也会赋予这一汉语词以动作的含义,即“为某事物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在翻译中,有限的语言手段和无限的认知之间的矛盾还可以用《简史》翻译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7) One does not need to believe in any theory of metaphysics, if that theory does not make much assertion about matters of fact. If it does make such assertions, however, it is bad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same as bad scienc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6)

*(7) 任何形而上学的理论,*Z1如果不能对事实加以肯定,就没有值得人相信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它对事实做出许多肯定,则它就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其中道理,和我们评价一种坏的科学的根据是一样的。(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7)

(7) 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8)

这里是在说王国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哲学苦恼。冯友兰给出的“宽慰”是,不同的知识有着不同的应用范围,也就是说“美”或者“信”各自有各自的用途,不必要求一个哲学的东西同时既美又信。对于王国维来说,如果他觉得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对实际没有做很多的肯定”,那他就不需要去相信这个理论。这个“不需要”是指有它没它没有区别。因此,冯友兰后面接着说,形而上学好比是数学,原本就无所谓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冯友兰还认为,不但如此,如果某个形而上学的理论作了这种肯定,那它就是不合格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此外,如果科学也作这样的肯定,那它就是不合格的科学。

根据以上的语义分析,涂译基本还原了冯友兰的认知,但因为现有的原文语句远未清晰、完整地表达出冯友兰的认知,所以可能需要增加本文这样一条翻译注释。译文似可改作: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如果科学也作这样的肯定,那它也同样是坏的科学。

综上所述,在翻译过程中,作为“窗口”和“参照点”的两种语言为译者提供了无限的认知空间(直接与间接的认知成果及其相关的客观现实),译者可以综合运用“辖域”与“背景”、“视角”、“详略度”、“突显”这四个认知识解维度。我们可以在“语言”系统本身、“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三个层面上分析原文与译文当中的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从而确立它们在三个层次上的多样化关系。

翻译是一种认知主体所参与的认知过程和结果。这意味着,广义上的翻译(包括同一语言之间、标准语与方言之间、不同语言之间、不同方言之间、不同时代语言之间等等)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活动,所产生的翻译成果也极具创新性和创造性,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作用的无限空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同一本书或者同一部作品何以有多个差异很大的翻译版本,也会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同一个译文有差异很大的不同意见。

第三节 从认知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

翻译极具创造性,翻译成果也极具创新性,是人类无限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平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在具体而实际的翻译实践中要受到翻译策略的制约。

目前,学界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术语的定义存在着混淆。熊兵(2014)则明确了这三个术语的定义:

  • “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
  • “翻译方法”:“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
  • “翻译技巧”:“翻译技巧是翻译活动中,某种翻译方法在具体实施和运用时所需的技术、技能或技艺。”

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三者从大到小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应的具体内容。虽然他的定义和层次关系说明无疑更好地表明它们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但仍然没有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解释清楚。

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我们把语言和翻译放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和审视,从而避免了从其它角度审视语言与翻译时可能存在的定义不明、分类不当、概念不清等问题和无谓的争论。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认知——客观现实)进一步明确“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层次与关系,并重新定义“翻译策略”,而把“异化”和“归化”(熊兵所说的“翻译策略”)都划归“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

本文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重新定义如下:

  • 翻译策略属于认知层面,它在语言之上,是指在翻译活动中,根据翻译目的确定是否还原原文当中的认知。
  • 翻译方法属于语言层面,它在语言之中,是指在翻译活动中,根据翻译目的确定采用何种语体和风格。
  • 翻译技巧属于语句操作层面,它在语言之下,是指在翻译活动中,根据语体和文体的要求确定如何操作语句。

其中,“翻译策略”是在认知层面上为实现某种翻译目的而主动进行的策略选择,即“直译”和“意译”:

  • 直译是指译文还原原文中所表现的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
  • 意译是指译文不还原原文中的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

首先,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起见,本文沿用了目前常用的“直译”和“意译”说法,但“意译”中的“意”在本文中解释为“任意”、“随意”的“意”(即“意愿”),二者也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重新定义,与其它定义存在不同。比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中,“直译”和“意译”的定义是:“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除;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周光召,第6册,2009:227)。而根据本文对“直译”和“意译”的认知语言学定义,增删只是“翻译技巧”,即语句操作层面量的增减,增减与否不必然决定译文在性质上是“直译”还是“意译”。比如:

  • 本文正文里第40个翻译例子:赵译虽然把“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重复翻译为“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但它仍然与涂译一样都是“直译”;
  • 本文正文里第38个翻译例子:赵译把“They are not religious because they are philosophical”翻译为“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而涂译翻译为“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两个译文采用的词语不同,但均为“直译”;二者的区别是赵译更容易理解,而涂译则虽然能理解但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
  • 本文正文里第53个翻译例子:赵译把“the human world”翻译为“现实世界”,涂译翻译成“人世间”;在赵译中,“现实世界”与非现实的“神的世界”相对而言,虽然与原文的识解视角不同,但它依然是“直译”;
  • 本文正文里第41个翻译例子:赵译把“keep office hours”翻译为“按上下班时间”,涂译翻译成“打官腔”;在赵译中,译文似乎是“直译”的,但它不符合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并没有做到“直译”;涂译则想把隐含的意思翻译出来,但翻译出来的意思是错的,也不是直译;
  • 本文正文里第4个翻译例子:赵译把“The next major philosopher”翻译为“……之后的一个主要哲学家”,涂译翻译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二者似乎都是“直译”,都把“next”翻译成“之后”的“一个”。但赵译是错误的,它没有译出the next(“紧接着的下一个”)的含义,而涂译虽然正确,但因为汉语通常不使用这种表达方法(“之后的下一个”),汉语为母语的人不能很容易地解读出其原本的含义(“继孔子之后的主要哲学家”),并没有很好地还原出“the next”在原文中的实际认知,二者都不是最好的直译。

其次,另外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在本文对“直译”与“意译”的定义中,“还原”与“不还原”是指与原文中的认知是否相反、冲突或者存在根本性或者原则性(质)的不同,它与量或者程度的差别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

  • 原文:Mo Tzu and his followers, however, differed from the ordinary knights-errant in two respects.赵译: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它游侠有两点不同。(冯友兰,赵复三,2015:94-95)涂译: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冯友兰,涂又光,2013:52)赵译与原文存在详略度的差别(“当时的”),也存在视角的差别(“普通的”),存在“增删”,但赵译依然跟涂译一样都是直译;
  • 原文:Mencius for a while was one of these eminent scholars, but he also traveled to other states, vainly trying to get a hearing for his ideas among their rulers.赵译: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的列国王侯,但都遭到了冷遇。(冯友兰,赵复三,2015:124-125)涂译:孟子一度也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也曾游说各国诸侯,但是他们都不听信他的学说。(冯友兰,涂又光,2013:68)赵译与原文相比增加了不少内容(“影响”、“冷遇”),但赵译依然跟涂译一样都是直译。

最后,需要进一步明确说明的是,“翻译策略”的“直译”或者“意译”属于认知层面,“直译”或者“意译”出来的译文所采用的语体与风格以及对于这种语体或者风格来说译本是否通顺、流畅、地道分别属于“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层面,二者之间并无绝对关系。比如,“直译”的译文也可以通顺、流畅、地道,“意译”也可能存在不符合译入语言习惯的“翻译腔”。

翻译方法涉及语体与风格,其中包括零处理(保留原文)、音译(用译入语的文字拼写原文词的发音)、逐词(把每个原文词翻译出来)、模仿(仿照原文的表达方式)、创造(采用不同于原文的表达方式)、归化(采用译入语言习惯的语言风格)、异化(采用源语言的语言风格)等等。翻译技巧是指译文句子的具体写法,其中包括增加、减少、分离、合成、语序调整等等。“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都是翻译手段,分别属于“语言”和“语句操作”层面,可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应用在“直译”或者“意译”的翻译策略实践当中。

第四节 适合《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策略

翻译《简史》的目的是让译本的读者了解原作者的思想,译文需要还原原文作者通过其作品希望反映的主观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因此,《简史》的翻译应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

直译要符合三个认知原则,按优先顺序排列为:最佳关联、解释相似性和认知变化[7]。“最佳关联”是语言交际行为的基本原则,“解释相似性”和“认知变化”是翻译行为的基本原则。“最佳关联”是指,译文必须对译文读者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必须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语境和期望,但同时不能让译文读者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Sperber,Wilson 1995:58;Gutt 1996;Tan 2009: 24-26)。“解释相似性”是指,译文与原文在认知方面解释起来要相似。认知变化存在于翻译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的认知变化体现了翻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微观上则集中体现在新的具体图式(包括语言、语篇和知识图式)。(谭业升,2012:328)

我们借用严复(1854—1921)提出的“信、达、雅”理论,从认识语言学以及翻译认知研究的角度把适合《简史》的直译翻译策略及其实现手段具体定义为:

  • “信”是认知层面的要求(翻译策略),即译文在认知层面要能还原原文语篇中的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
  • “达”是语言层面的要求(翻译方法),即译文在语言层面采用合适的语体与风格;
  • “雅”是语言中语句操作层面的要求(翻译技巧),即译文在写作技巧层面要能达到某种语体与风格的极致。

也就是说,对于《简史》这类哲学著作,它的译文在认知层面要像涂译本那样尽可能地还原原著中的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信”:“意思要对”);在语言层面可以采用涂译本的简洁和扼要,或者赵译本的流畅和文采,也可以将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但最终目标是采用合适的语言风格和类型(“达”:“语言要对”);在写作技巧层面要采用纯熟的技巧,无论采用哪种语言风格,都要做到这个风格的极致(雅:“文笔要好”)。

第二章《中国哲学简史》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

赵复三与涂又光二人在翻译《简史》时给自己定下了完全相同的翻译策略。赵复三在《译后记》中表示,他在翻译《简史》时的设想是,“如果冯先生这时是在讲课,他会怎样讲”。(赵复三,2015:659)涂又光也说:“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想,要是冯先生用中文讲这些课,他会怎样讲,然后我把他的话写出来就是了。”(赵炬明,2013)

在本章中,我们将依据直译的三个认知原则(即最佳关联原则、解释相似性原则和认知变化原则)来对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实例进行比较,研究两位译者在实践中贯彻翻译策略的情况。在本文翻译实例的探讨中,我们在“认知”成果(原文讲的是什么意思)、“语言”系统本身(译文怎么写)与“客观现实”(客观情况如何)这三个层次上分析译文是否符合直译的要求。

翻译实例的选取方法为,在笔者通读英文原版以及两个中文译本之后,分别从赵译本和涂译本中选取发现翻译问题的句子或者比较典型的句子,并将其与另一个译本相对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赵译本中发现的问题很多,因本文篇幅所限,只选取了一小部分最为典型或者严重偏离原文的例子,涂译本中发现的问题则很少,出现类似问题的句子在本文中全部收录。

第一节 赵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

赵复三译本书末有一篇《译后记》,文中讨论了译者翻译《简史》时的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以及一些具体的翻译实例。通过分析这篇《译后记》,我们可以更为直接地了解译者的翻译策略与实践。

一、赵复三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分析

赵复三在翻译中试图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在《译后记》中,他表示认同朱光潜的看法,认为“三字中(即“信”、“达”、“雅”——本文作者注),‘信’字最为重要,这不难理解,但要做到,并非易事。”赵复三提出,“翻译外文书刊,大概诗歌和哲学两类著作最费斟酌。这两类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词按字义翻译,应不是十分困难;难的是在翻译这两类著作时,不能只满足于‘形似’,还要求其‘传神’”。(冯友兰、赵复三,2015: 655)

赵复三提出的翻译中“不难”的部分是指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和语句操作层面的翻译技巧,“难”的部分则是语言的“窗口”作用和“参照点”系统(“语言”)所激活的知识网络与认知成果,也就是赵复三所要捕捉的“神”(“认知”)。这些所激活的内容包括赵复三接下来所说的“教育”、“生活经历”、“对历史、时代、社会、人生”的“反思”,这些都是认知主体(人)与客观现实交互所产生的,其中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作为认知参照点和窗口的“语言”与作为认知结果的“认知”之间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的永恒矛盾,也就是赵复三所说的“人的生活感受往往超过自己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 (冯友兰、赵复三,2015: 655-656),即古人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言所激活的认知是无限广阔的,其中包括直接相关的系统(“背景”识解),也包括临近、相接、间接相关的系统(“辖域”识解)。翻译中所遇到的“社会环境限制”则属于对翻译产生影响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这些属于认知主体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

在赵复三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似乎没有完全搞清楚语言与认知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白内容和形式完全不同的著作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第一,有限的“语言”(“形”)固然无法表现无限的“认知”(“神”),但语言是使用中的语言,需要认知主体进行识解,以合适的“参照点”来“提示”、“激活”丰富的认知成果也并非易事。二者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仍然处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中。做不到“解释相似”,就很难做到“最大相关”,而“认知变化”过多,就会让译文横生枝节,无法做到“解释相似”。“传神”固然不仅仅是“形似”,但完全没有“形似”,“传神”也很难实现。因此,赵复三简单地说要“迈过‘形似’”就有很大问题,“形”“神”二者需要统一起来。

第二,诗歌与哲学两类著作内容与形式相差都很大,语言不属于同一个类别,两种内容并不适合使用相同的表达方式。诗歌重在形象思维、传情达意,而哲学则重在理性思考,即使当中有形象的描述,也只是为了说明哲学理念,二者在认知和语言层面都有很大不同。在翻译时,我们只能采取适合各自著作性质与特点的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

二、赵复三的翻译实践:《译后记》中具体的翻译实例

为了说明自己的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赵复三在《译后记》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翻译实例,并给出了他的看法。

 (一)新道家中的主理派主情派

赵复三认为,英文原文第19章的标题Neo-Taoism: The Rationalists存在逻辑问题,前面词的后缀ism跟后面词的后缀ist不一致,因为“‘ism’是学说”,而“‘ist’则通常是指人”。(冯友兰、赵复三,2015:656-658)。

他还认为,涂译本的第20章标题的译文“新道家:主情派”与第19章标题的译文一起让读者误会新道家有主理派与主情派两个派别。他的看法是,将新道家分为两派不是冯友兰的原意,因为如果冯友兰认为新道家分为两派,这两章的内容就应该为了“表明是两派”而“针锋相对”,“而现在冯著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于该章末尾结束语所说‘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的所谓‘风流’的实质’,‘重理’和‘任情’都从属于解释‘风流’”。因此,赵复三认为,两章里所说的新道家其实是同一批人。而且,他们“既是同一批人,处于同一个时代”,而冯友兰又在书分成两章来写的原因是为了“着重说明‘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

接下来,赵复三用较长的篇幅来表明,魏晋时期“风流”是当时文士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风度”,而“冯先生此书对魏晋文士思想和风格提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属首次。”

不过,赵复三的这一番解释跟《简史》原文并不直接相关,跟要讨论的主题也毫无关系,并没有触及新道家的分派问题。一种思想,只要存在和发展,不同时期就会出现变化,同一个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倾向。其实,冯友兰想说的是,新道家当中有一部人更为重视理性,另外一部分更为重视性情。即使这两部分人各自有着或多或少的“风流”特点也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掉他们在重情与重理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

其实,除了冯友兰提出的“重情”和“重理”区别以外,学界也从其他角度对魏晋时期的新道家(玄学)的派别进行了区分。比如,玄学思辨的一个重点是世界的本原,就分为“贵无”和“崇有”两派。“贵无”派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认为“无”是世界的根本和万物的开始。但“崇有”派的代表人物裴頠则认为“有”才是世界和万物的开始。在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方面,贵无派主张调和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认为儒家的名教就是道家的自然。不过,嵇康和阮籍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他们反对的是当权者宣扬的虚伪礼教,而并不反对维护封建伦理的名教。在《老子》与《易经》著作的理解方面,也存在注重“义理”、反对偏执于个别“言象”(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寄言出意、忘言遗书)与“言尽意”(《老子》与《易经》著作已经完整表达出了意思)之间的区别。(张岱年,2014:155-156)

冯友兰实际上已经在不止一个地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确实是将新道家分为“主理”和“主情”两派的,并非赵复三所说“明确提到两派的是一句话”。除了赵复三引用的那句话以外,冯友兰在《简史》第19章中还表示,“在本章里,我把这两位哲学家(即向秀与郭象——本文作者注)作为新道学中主张理性的流派的代表。”(冯友兰,赵复三,2015:405)此外,在《简史》英文版第20章中,冯友兰不但明确地将新道家分为两个派别(理性与冲动),而且还说明了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

(8) All the Neo-Taoists agree on this. But there is still a difference among them between the rationalists and sentimentalists. The former, as represented by Hsiang-Kuo, emphasize living according to reason, while the latter, as represented by the men who will be mentioned below, emphasize living according to impuls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28)

涂译本和赵译本的译文分别为:

(8) 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23)

(8) 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8]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这是下面所要讲的。(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29) (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从上面引用的英文原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冯友兰认为新道家当中“有主情派和主理派的区别”。即使是赵复三自己的译本也明确地说“有区别”,甚至还用了“理性派”和“任情派”这样的字眼。

除了以上赵复三对原文中“主情派”、“主理派”划分存在理解错误以外,他在《译后记》还出现了其它解释不相似的情况,表明他的英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以及对常识性内容的理解都存在问题,还随意篡改英文原文的意思。

第一,他认为第19章和第20章的英文标题“Neo-Taoism: The Rationalists”和“Neo-Taoism: The Sentimentalists”逻辑上“有问题”,“讲不通”,而只能理解为“新道家是一种理性主义者”,而且认为涂译“新道家:主理派”就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前面词的后缀“ism”与后面词的后缀“ist”并没有“前后不够一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全面理解了冯友兰这两章的内容,就会明白,英文原文标题里的冒号是用来提示“主题”的(即“新道家”),而后面的“主理派”、“主情派”就分别指新道家的两个派别,而不是赵复三所理解的“新道家是一种理性主义者”或者“感性主义者”。在充分的语篇与语境下,中文表达“新道家:主理派”、“新道家:主情派”理解起来也毫无困难。

第二,赵复三对常识的理解也有独特之处。他认为,“两派”就“应该是针锋相对”。不过,他所理解的“针锋相对”大概应该相互谩骂、相互攻击,才能“表明是两派”,而冯友兰《简史》中的那种“主理”和“主情”的两种道家各自阐述各自的理论,各个过各自想要的生活、“弃彼任我”就不是两派。

第三,他认为,冯友兰在第20章里将“重理”与“任情”“都从属于解释‘风流’”。但这并非冯友兰的原意。首先,在上面的引文 (8) 中,冯友兰明确地说,新道家“一致同意”,“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三、四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很明显,在冯友兰看来,新道家的两派分别崇尚“理性”和“冲动”,而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任‘自然’”,也就是说二者都从属于“自然”,而并不从属于赵复三所说的“风流”。其次,在第20章的结尾,冯友兰又说“‘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冯友兰、涂又光,2013: 229)。在这里,冯友兰是在为新道家的主情派(“风流”)做总结,而不是在为整个新道家做总结。根据冯友兰的英文原著,冯友兰认为新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体现在是遵循“名教”还是遵循“自然”,而新道家的“主理派”和“主情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崇尚“理性”,而后者崇尚“冲动”。崇尚“冲动”、任性而为才是“风流”“派”(即主情派)的最大特点。

第四,赵复三在译文中随意篡改英文原文。在《译后记》中说,“现在冯著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于该章末尾结束语所说‘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的所谓‘风流’的实质”。但冯友兰此处的英文原话并没有这样说:

(9) Su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ng liu spirit of the Chin Neo-Taoist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40)

(9)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29)

*(9) 这些可以说是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Z1实质。(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41) (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不过,在第20章的开头,冯友兰确实说过,“超越事物差别”、“弃彼任我”是中国人所说的“‘风流’的本质”。(冯友兰,涂又光,2013:221)但这里是说,主情派的最大特点是“超越事物差别”、“弃彼任我”,不是说主理派也有“风流”的总体倾向,比如,伪托的“杨朱”对肉体快乐的追求或者《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名士”任性而冲动的“古怪行为”。

(二)新儒家”与“新儒学”

赵复三认为,“现在学术界用‘新儒家’一词来指二十世纪的儒学和这一派学者,现已流行成俗”。因此,“为了便利当今读者”,在他的第23至26章中,他把所有的“Neo-Confucianism”都翻译为“更新的儒学”,把所有的“Neo-Confucians”都翻译为“新的儒家”。不过,赵译本未能保持术语前后一致,第513页依然使用了“新儒家”的字眼。[9]

这其实是一个词语翻译技巧的问题。使用一个可能有歧义的语词时,只要把它所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即可[10],这也是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介绍康德《判断力批判》时所采取的方法。他说:

(10) 康德的著作对于初学者有一个首先要克服的大障碍,这就是他所用的一些术语,例如“想象力”、“知解力”、“理性”、“判断力”、“目的”、“符合目的性”、“必然”、“自由”等等,都不是用我们一般人通常所了解的意义。(朱光潜,1979:347)

朱光潜接下来结合康德的著作,分别解释了康德的哲学术语,这最方便的处理方法。如果译者用其他字眼,在翻译时就会遇到在译文中保持术语上下文一致、翻译行文等不好处理的翻译技巧问题。比如,在赵复三的译文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增加原文没有的文字进行说明:

(11) There are three lines of thought that can be traced as the main sources of Neo-Confucianism.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92)

(11)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55)

(11) 宋代经过更新的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93) (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三)宇宙发生论

赵复三认为,涂译本中“cosmology”的译文“宇宙发生论”应改为“宇宙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在英文中“cosmology”和“cosmogony”这两个词所指的概念是上下位的关系,前者涵盖后者。前者的范围包括宇宙的产生和运行,而后者则只探讨宇宙的产生。

不过,赵复三认为,“宇宙论”和“宇宙发生论”分别是宇宙的本体论和发生论。(冯友兰、赵复三,2015:658)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不符合直译翻译策略解释相似认知原则,因为“宇宙论”也包括“宇宙发生论”的内容,按赵复三自己的话来说,那它就不仅仅是“本体论”了。

此外,赵复三说“在中国,阴阳五行学说是宇宙发生论”,但这也与一般的认知不符。阴阳五行实为一种“宇宙论”(张岱年,2014:140)。比如,根据《简史》所引用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冯友兰,涂又光,2013:256),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讲的不只是宇宙的发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还讲了宇宙的运行和变化(“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

(12)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周濂溪集》卷一)

 (四)“寻求快乐”与“寻孔颜乐处”

赵复三提出,“翻译工作按译者的体会,似乎有两个过程:第一步是循词探意,理解原文的文字;然后,第二步所要求的是循意探词”。(冯友兰、赵复三,2015:659)这无疑是恰当的翻译思路:“循词”就是根据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弄清所提供的“参照点”和“窗口”(“词”),恰当地激活认知成果与网络(“探意”),确定原文和译文是否符合“最大相关”、“解释相似” 以及“认知变化”原则,第二步工作“循意探词”才能成功,即选用正确或者最佳的译文语词。

赵复三所描述的翻译步骤(“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是没有的问题的,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赵复三所提出的论据及其体现的他作为译者的认知方式。

为了表明新儒家寻求的“乐处”和西方哲学寻求的“快乐”有所不同,赵复三在译文中把新儒家寻求的快乐称为“生命的快乐”,以区别于“一点生活的乐趣”,后者大概就是赵复三所说的西方哲学寻求的“生活”“快乐”或者“生活乐趣”。其实,第24章中引用的邵雍和程颢的两首诗都表明他们——新儒家所追求的不只是“生命的快乐”(“安乐先生,不显姓氏”、“风月情怀,江湖性气”、“无贱无贫,无富无贵”、“万物静观皆自得”、“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他们同样也追求“一点生活的乐趣”(“窘未尝忧,饮不至醉”、“盆池资吟,瓮牖荐睡”、“或坐林间,或行水际”、“睡觉东窗日已红”)(冯友兰、赵复三,2015:535-539)。

(五)“神秘主义”

在下面这句话中,赵复三认为“crown”应该翻译成“皇冠”,而不是涂译本的“大帽子”:

(13) The great metaphysical systems of all philosophy, whether negative or positive in their methodology, have crowned themselves with mysticism.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6)

(13) 在各种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里,无论它们采取的方法是负的方法或者正的方法,最后往往都戴上了神秘主义的皇冠。(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7) (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13)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T1大帽子。(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24) (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他的理由是,冯友兰的话十分“严肃”、“深刻”,涂译本的“大帽子”不妥。他说:

(14) ……所谓“神秘主义”,其实无非是指达到边际极限后,人们向前眺望自己不懂得、无法加以解释的东西,只有称之为“奥秘”。(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60)

原文中的“crown”的意象图式为“顶部”,隐喻图式可以例示为静态的“王冠”“冕”“顶部”“顶点”等等,也可以例示为动态的“为……戴上王冠”,“以某事物完美收场”等等。在原文中,“crown”采用是动态的例示。在赵译中,“戴上神秘主义的皇冠”符合认知的“关联”和“相似”原则,而涂译的“戴上”“大帽子”则不大妥当,因为“大帽子”这个意象图式在汉语中可以通过隐喻图式例示为“强加给人的夸大不实的指责或者罪名”(李行健,2014:248),虽然与原文相比意象图式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符合“解释相似”的原则。

不过,我们在这里关注的重点不在于“crown”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为中文,而在于赵复三在其中对冯友兰《简史》的错误解读,这不符合“解释相似”的直译认知制约原则。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赵复三认为“神秘主义”是“达到边际极限后,人们向前眺望自己不懂得、无法加以解释的东西,只有称之为‘奥秘’”。但他的这一说法只是他自己对哲学的认知。在《简史》中,冯友兰很清楚地说:

(15)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25)

也就是说,“神秘主义”并非是“达到边际极限后”人们“不懂得”,“无法加以解释”,而是“超越理性的”。其实,在“神秘主义者”看来,“超越理性”的东西并非“无法加以解释”。所谓的“神秘主义”,在宗教中,它是宗教唯心主义的一种世界观,主张人跟神或者人跟超自然界直接交往,并从这种交往关系中去领悟宇宙的秘密(夏征农,第3册,2009:2006);而在哲学中,是指通过“直接的直觉”、“洞察”、“启示”、“理性”等方式去理解那些用“通常的”“感觉”、“推理”无法理解的东西(包括上帝、精神真理、最终现实)(McHenry,第8册,1993:470)。这就是冯友兰说“神秘主义”“超越理性”的含义。

其实,几乎所有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最后都要请出名字各异的超理性存在来使自己的体系变得完整(即crown的动作含义),比如《简史》中提到的《理想国》里面的“善”的“理念”,《形上学》中“思想思想”的“上帝”,《伦理学》中的“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冯友兰、涂又光,2013:324)。

此外,在这句翻译中,赵译中使用了“往往”一词来表示“较高的频率”,但英文原文说的是一般或者普遍的情况,并没有“频率高”这个图式。这一“认知变化”已经破坏了“相似”原则。这种译文与原文认知不完全相符的情况在赵译本中不胜枚举。

三、违反解释相似的直译认知制约原则:《英文版编者引言》中的具体翻译实例

赵译本中附有英文版编者引言(Editor’s Introduction)的中文译文,这部分内容涂译本中没有。从其中一些内容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中,我们也能观察到赵复三的翻译策略的实践情况。

(16) I shall not spoil his story at this point except to suggest that this same quality, half-consciously perceived by the West, has perhaps helped create that common impression of China as a land peopled by mystic sages, who sit in eternal meditation on mountain peaks below pine trees, and by exceedingly practical and somewhat matter-of-fact men of affair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2)

*(16) 笔者不敢在此*Z1妄论冯博士此书的全部精义,而只想指出:西方仅仅一知半解的这种哲学精神,使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既有高居巅峰、在松树下沉思默想的圣人,又有十分实际、只问眼前的俗人。(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3)

首先,这里的spoil是指破坏冯友兰《新原道》的阅读乐趣(即“剧透”——提前透露影视作品的剧情,从而减少观影的乐趣)。《简史》的英文编辑德克•布德在这里想说的是,他不想在《编者引言》中过多透露《新原道》一书的内容。其次,原文中的识解视角是中国这个“国家”(a land)和西方(the West),而赵译本则分别转换为中国人这个“民族”(中国人)和西方“民族”(西方人)。认知识解角度如此转换没有问题,因为英文与中文所谈的依然是相同的认知对象。不过,在翻译技巧方面,赵译的句子没有写完整,最后应该加上“民族”这个词。第三,英文中的half-consciously perceived by the West针对的是this same quality,即前面所说的中国哲学既重视此岸世界,也重视彼岸世界的“两重性”。但赵译中的“西方仅仅一知半解的这种哲学精神”并没有把这一认知很好地还原。

综上所述,本段译文似可改作:笔者在这里不想透露冯博士此书的内容,不过想要指出的是:西方人对中国哲学这一两重性一知半解,使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既有高居巅峰、在松树下沉思默想的圣人,又有十分实际、只问眼前的俗人的一个民族。(本文作者修改后的译文)

此外,还有一个认知错误的例子:

(17) … the Chinese edition is in turn 50 pages shorter than volume two.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4)

*(17) ……而*Z1本书比第一卷还少了五十页。(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5)

原文中的the Chinese edition 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文版第一卷,而非《简史》。[11]

认知与语言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了下面这个例子当中,赵译处理得不是很好:

(18) Many of the quotations from original texts have been borrowed, with occasional trifling changes, from my translation of the same passages in the longer History, when availabl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5-636)

*(18) 本书中的许多引文都是按照我所译两卷本的译文,*Z1原封不动搬过来只做了微小的变动。(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35-636)

根据《简史》中《作者自序》,《简史》出版时,德克•布德已经把两卷本《哲学》中的第一卷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卷正在翻译当中。因此,when available 应该是指(关于英文词when的含义解析,请参阅本文第14页第一章第一节中的第5个例子),德克•布德在翻译两卷本时把其中引用的中文典籍原文翻译成了英文,而冯友兰在写作《简史》时许多时候则直接借用了许多德克•布德这些已经翻译好了的相关译文,借用时偶尔有很小的改动,但这种情况不宜称作“原封不动”。

综上所述,本段译文似可改作:我翻译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其中许多相同段落的英文译文翻译出来后,《简史》就借用了过来,偶尔做些微小的改动。(本文作者修改后的译文)

我们从改后的译文可以看到,尽管汉语中没有类似于when available的惯常用法,但通过汉语的词汇手段也可以把这一认知比较充分地表达出来。

第二节 涂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

我们没有找到涂又光专门探讨《简史》翻译的文章。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涂译本中的翻译实例来分析其译文是否贯彻了译者所预想的直译翻译策略。

涂译的一个特点是,它尽可能沿用原文的结构和名词的指代关系,这就能更好地贯彻译者的直译翻译策略。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19) If that craving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desires of mankind, why should the Chinese be an exception?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7)

*(19) 如果*Z1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何以中国人成为例外呢?(赵复三双语版,页码:7)

(19) 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涂又光中文版,页码:4)

本句中的 that craving 指的是 the craving for what is beyond the present actual world,即“超乎现世的追求”,宗教只是其中的一种追求,另外一种是哲学。涂译沿用原文的that craving的指代关系,翻译为“这种追求”,译文准确。但赵译则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说成是“人类的基本要求”,这显然只是赵复三作为宗教界人士自己的看法。

涂译一般也不会凭空增加字眼,这种翻译技巧的好处是不会“意外”地造成译文偏离原文当中的认知。比如:

(20) … and as a result succeeded in conquering the other states and thus bringing a unification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histor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2)

*(20) ……得以战胜其它六国,从而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Z1政治统一。(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3)

(20)……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7)

秦是中国历史首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a unification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history)(关于英语不定冠词的含义,请参阅本文第11页第一章第一节中的第2个例子),这一统一形态实现了包括度量衡与文字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一,而非仅仅“政治”上的统一。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真正源头就是秦,因为它所开创的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形态延续数千年,直至今天。

还比如:

(21) As a result, we always shall be free from anxiety as to success or fear as to failure, and so shall be happ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84)

*(21) 能够这样做,人就不必*Z1拳拳于个人得失,也不怕失败,就能保持快乐。(赵复三双语版,页码:85)

(21)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涂又光中文版,页码:46)

赵译使用了“拳拳”这个词,但它的意思是“诚恳”、“深切”的样子,原文中没有这一认知,意思用在这里也不对。涂译将success与failure分别对应“得”与“失”,将anxiety as to success or fear as to failure翻译为“患得患失”,颇为贴切。

涂译的“小心谨慎”也体现在处理词语翻译时按照原文来“逐词翻译”,这样就避免了因为译者对一些词的含义可能认识模糊而导致译文偏离原文的认知。比如:

(22) Within each state, under the Prince, the land was again divided into many fiefs, each with its own feudal lord, who were relatives of the Princ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4)

*(22) 在每一个小国里,国君又把国土分为若干采邑,封给他的家族成员,使这些家族成员成为*Z1诸侯。(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5)

(22) 在国君统治下,每个国家内的土地再分为许多采邑,每个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们都是国君的亲属。(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6)

原文中的feudal lord是指等级较低的“封建主”,而非由周王室直接分封的地方“诸侯”(即周王室所分封的君主)。

这种翻译技巧在处理较为复杂的语句时可以确保译文与原文的认知保持一致,避免“节外生枝”。比如:

(23) There could be no chia of thought before there were persons who taught their own ideas in a private capacit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8)

*(23) 在有教师以私人身份讲学、发表个人的意见之前,*Z1谈不到有思想家。(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9)

(23) 在没有人以私人身份传授自己的思想以前,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不可能有哪一的思想。(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7)

原文的认知是,教师是在贵族或者官吏流落民间后出现的,强调他们以“个人”或者“私人”身份教授学生。这里说的是汉语词“思想家”中“家”这个语素成分的用法,并不是真的在说此前中国没有“思想家”(普通语言学中一个词的组成成分的语素义和这个词的词义之间的区别)。很显然,即使他们不以个人或者私人身份而是以官员的身份来教学,他们依然是thinker或者“思想家”。

涂译紧跟原文结构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24) Modern scholarship, however, has forced us drastically to change this view and to date it to a time considerably after Confuciu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70)

*(24) 经近代学者考证,上述看法有很大变化,有的学者*Z1认为老子出生时代晚于孔子。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71)

(24) 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涂又光中文版,页码:91)

原文中的 it 指《老子》这本书,而非老子这个人(he)。

涂译也不会无谓地删减原文的字眼,比如:

(25) … others maintained that the Ch’in had been too harsh and short to be counted as a legitimate dynasty…(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54)

*(25) ……也有人认为,秦朝*Z1严酷寡恩,不能算作一个正式的朝代……(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55)

(25) 但是也有人说,秦朝太残暴,太短促,不能算是合法的朝代。(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35)

赵译省略了short,即秦朝延续的时间很短,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涂译在术语使用方面也更为规范,比如:

(26) They therefore did not create a marked break or change in the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6)

*(26) 蒙古人和*Z1满族人在中国的统治并未在中国文化或者文明上造成*Z2断裂或巨变……(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7)

*(26) ……蒙古人和满人并未使之明显*T1中断或改变。(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81)

在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以及按照苏联的民族理论对中国境内的居民进行民族识别、为民族命名之前,一般不说“某族人”,而只说“某人”,比如满人、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而非“满族人”、“汉族人”、“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此外,continuity 和 unity 分别强调的是“连续”和“统一”,两个译文均未表明“统一”方面。译文似可改为:蒙古人和满人并未使之明显中断或分裂。

涂译逐词翻译不会漏掉重要的词,确保符合解释相似的认知原则。比如:

(27)… their civilization was one of equal power and importanc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9-350)

*(27) 这时所重视的不是在中国以外还有欧洲人,而是欧洲人的文化所产生的*Z1力量和重要性。(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9-350)

(27) 情况的新奇之处不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人的人群,而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文明的文明,而已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82)

原文中的重要认知——“相等”在赵译中没有体现。

英文当中,有一些词或者短语修饰的对象是整个句子,它表达的是作者对某一看法的态度。这种词是不能省掉的,否则就会偏离原文的认知,比如:

(28) Indeed, so great was his enthusiasm that at a much later time he was accused, quite falsely, by followers of the New Text school, of having single-handedly forged all the classics written in the old script.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80)

*(28) *Z1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古文学派,以致后来今文学派的追随者指控他一手伪造了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古文经书。(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81)

(28) 由于他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到了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这是很冤枉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00)

这种“指控”或者“攻击”在冯友兰看来是“很不对的”,这一认知赵译没有体现。

(29) From our present point of view, it was really one as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and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texts. The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d what it believed was their actual meaning;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d what it believed they ought to have meant.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8)

*(29)……*Z1其实所争论的无非是对古代文献的看法,其中涉及对古代著作的哲学内容经书文字的考订,从文字考订引出对经书本意的阐述,进而论证它们的哲学含义应当是什么。(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9)

(29)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3)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原文认知明确地表明了“汉学”和“宋学”分别注重古代文献的“文字上”和“哲学上”的解释,而赵译为偏离原文认知的“意译”,所讲的是他自己的看法。

(30) Because of the emphasis of the Han hsüeh scholars on the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they made marked developments in such fields as textual criticism, higher criticism, and philolog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8)

(30) 由于汉学家重视*Z1古代文献的研究,清代学者在古书校勘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做出了成绩。(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9)

(30) 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4)

汉学学者注重文献的文字解释,涂译将这一点体现了出来。此外,在语言学术语方面,higher criticism 又称 historical criticism,主要研究文献写作时的最初含义以及字面含义;lower criticism 与其相对,又称 textual criticism,主要研究文献语句的含义,即考订、考证、校勘、评注。philology 为“语文学”;“历史语言学”为historical linguistics。

(31) Once the Ch’ing scholars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scholarly reevaluation of the ancient texts, however, they could not confine themselves simply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9)

*(31) “汉学”的*Z1本意虽是希望儒生集中注意先秦两汉的儒家,但读书人一旦打开了眼界,便很难一心只读圣贤书。(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89)

(31) 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4)

涂译还原了原文的认知,即清代儒生一旦对古代文献的重新评估产生了兴趣,就会把关注的范围扩大到儒家以外的经典。赵译的“本意”说法是他个人的重新诠释,偏离了原文认知。

(32) These, to be sure, engaged their first attention, but when the work in this field had been done, they began to study all the other ancient texts of the schools other than orthodox Confucianism, including such writings as the Mo-tzu, Hsün-tzu and Han-fei-tzu, which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0)

*(32) *Z1除了正统儒家之外,读书人也去读《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长期被弃置在旁的典籍。(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1)

(32) 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4)

涂译还原了原文认知,赵译则略去了原文中的头半部分,没有完全还原。

(33) They worked to correct the many corruptions that had crept into the texts, and to explain the ancient usage of words and phrase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0)

*(33) *Z1因年代久远而湮没的古文字学重受重视,古代文献经后世传抄而出现的错讹别字,现在得到订正。(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1)

(33) 他们的工作是改正掺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4)

涂译紧跟原文的结构与顺序,很好地还原了原文认知。赵译的开头部分与原文所讲内容完全无关,而且“因年代久远而湮没的古文字学”这一说法也让人不明所以。此外,在术语方面,“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即“训诂”。

(34) In chapter sixteen I said that the distinction which the Chinese have traditionally mad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foreigners or barbarians has been more cultural than racial.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0)

*(34) 在第十六章里曾经说到,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Z1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 (“化外”、“夷狄”)。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1)

(34) 我在第十六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5)

race 指以遗传基因和外貌特征为主的“种族”、“人种”,也指以此为视角的“民族”,但本文中的 race 的含义为前者。此外,在之前的例子(26)当中,赵译本还混淆了的“满人”与“满族”,这表明赵复三对“人”、“民族”、“种族”等概念的认知存在偏差。

(35) As a matter of fact, I have often been asked these questions, and have been somewhat embarrassed by them,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what a certain philosophy is to someone who is unfamiliar with the traditions that it either represents or oppose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08)

*(35) 实际上,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使我感到很窘,因为要把一种哲学介绍给对这种哲学传统并不熟悉的人,无论*Z1介绍者赞成或者反对这种哲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09)

(35) 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4)

原文中划线的 it 指前面的 a certain philosophy,而非“介绍者”。

(36) These few months, however, were spiritually very stimulating.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2)

*(36) 在湖南的几个月,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然而*Z1这段时期在国民精神上却是最昂扬向上的时期。(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3)

(36) 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6)

赵译划线部分重新诠释了英文原文,与原文中的认知不符。原文说的是西南联大的人员在战时向南迁移期间的情况,是指这段时期的南迁学者与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赵译则似乎是在说中国抗战的情况。

(37) It is the significance which results from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constitutes his highest sphere of living.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4)

*(37) *Z1由厕身宇宙之中的“觉”而直觉地“悟”到和宇宙融为一体,这便是天地境界。(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5)

(37) 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23)

涂译还原了原文中的认知,即“觉”让人能认识到自己做某事的“意义”,而赵译则完全脱离原文、借题发挥。

第三节 两个译本译文特点比较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么因为译者有意为之,要么因为译者的英语和汉语运用能力存在不足,赵译本很多地方没有很好地贯彻直译的翻译策略,而涂译本则基本做到了忠实、准确。不过,如果更为全面比较两个译本,我们也会发现,赵译本绝大部分内容仍然为直译,而涂译本的直译翻译策略也不是每一次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偶尔也会出现翻译错误。在本节中,我们将用更多的例子来比较两个译本译文的特点。

(38)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I would say that the craving for something beyond the present actual world is one of the innate desires of mankin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no exception to this rule. They have not had much concern with religion because they have had so much concern with philosophy. They are not religious because they are philosophical. In philosophy they satisfy their craving for what is beyond the present actual world. In philosophy also they have the super-moral values expressed and appreciated, and in living according to philosophy these super-moral values are experienced.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8)

*(38)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它民族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道德的价值;*Z1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赵复三双语版,页码:9)

(38) 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涂又光中文版,页码:4)

原文的第一句中包含一个隐喻,即“做某事的意图实际做某事” (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这个隐喻图式在赵译中拓展例示为“实际做某事”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涂译中同级例示为保持了原文的隐喻(“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同样在第一句中,原文的“no exception to this rule”在涂译中例示为同级的“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而赵译则拓展例示为“中国人和其它民族并无二致”。原文第三句的“They are not religious because they are philosophical”包含一个隐喻,即“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具有很强或者很弱的这种性质”。比如,我们说“他没钱”和“他有钱”的实际意思分别是“他只有很少的钱”和“他有很多的钱”。religious与philosophical在此句中就是这样情况,可以分别表示“在宗教方面很虔诚”与“在哲学方面很乐于思考”。涂译没有把这种隐喻的含义表达出来,而同级例示为“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而赵译则把隐喻完全表达出来了,拓展例示为“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

涂译的例示不大符合中文读者偏好的识解方式,需要中文读者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才有可能理解,而赵译的例示方式则符合中文读者偏好的识解方式,无需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赵译也符合解释相似性的原则,因为原文的religious与philosophical表示的均是对宗教或者哲学“热忱”的程度,与原文前面的一句话“They have not had much concern with religion because they have had so much concern with philosophy”是一致的。最后一句原文的后半部分“in living according to philosophy these super-moral values are experienced”,赵译为“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涂译为“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涂译将“in living according to philosophy”(“按照哲学的原则生活”)同级例示为“按照哲学去生活”;赵译则拓展例示为“在哲学生活中”,不符合解释相似性原则。

还有一个包含religious和philosophical的句子:

(39)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man should be religious, but it is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be philosophical.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0)

(39) 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1)

(39) 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6)

在这句当中包含着一对隐喻,即“具有某种性质进行这种活动”。冯友兰说的religious和philosophical两个词的概念化抽象图式分别是“具有宗教的性质”和“具有哲学的性质”。赵复三这次没有沿用上一个例子中的翻译技巧,即将其拓展例示为具体的“信仰宗教”和“进行哲学思考”,而是像涂又光一样采用了同级例示的方式,将其翻译为“宗教化”和“哲学化”,涂又光这次则依然沿用之前的译法,分别译为“宗教的”、“哲学的”。不过,跟前面的情况一样,这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不大符合中文的读者的识解方式。我们可以将原文的隐喻含义更清楚地表达出来。比如,可以翻译成“人不一定非要信仰宗教,但他一定要有哲学思考。”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赵译既符合中文习惯又忠实于原文的例子:

(40) But the Chinese sage is not one who does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5)

(40)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5)

(40)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涂又光中文版,页码:8)

原文的“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涂译同级例示为“不问世务”,而赵译则将“不关心世界上的事情”重复拓展例示为“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用中文读者熟悉的用词强调了“中国古代圣人并非不关注世事”,这种强调属于“认知变化”,且符合“最佳关联”和“解释相似”原则。

(41) Like Socrates, he did not keep office hours with his philosoph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0)

*(41) 他跟苏格拉底一样,不是*Z1按上下班时间来考虑哲学问题的。(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1)

*(41) 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T1打官腔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0)

句中的keep office hours是指,“只在上班时间按哲学来,下班时间不按哲学来”,即把遵循某种哲学原则当作是一件只在“上班时间”才做的事情,“下班之后”就不遵循这一原则了。两个译文都没有把这一认知清楚地表达出来。译文似可改作:他像苏格拉底,始终按自己的哲学来生活,而非“上班时间搞一套,下班时间搞另一套”。

赵译本有时更乐于突破原文的字眼,把隐含的意思更为清楚地表达出来,比如下面的例子:

(42) Although the “scholars” did not actually cultivate the land themselves, yet since they were usually landlords, their fortunes were tied up with agriculture. A good or bad harvest meant their good or bad fortune, and therefore their reaction to the universe and their outlook on life were essentially those of the farmer. In addition their education gave them the power to express what an actual farmer felt but was incapable of expressing himself. This expression took the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

*(42) 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身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Z1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艺和艺术的形式(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5)

(42)“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7)

在赵译和涂译中,scholar分别例示为现代白话词“读书人”和文言中使用的“士”。“A good or bad harvest meant their good or bad fortune”分别例示为“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和“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赵译将原文隐含的语义关系更清楚地表达了出来,采用的是下级例示的翻译技巧,这一点跟采取同级例示的涂译不同。

在“This expression took the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这句中包含了一个隐喻,即“形式内容”。赵译和涂译分别例示为“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艺和艺术的形式”和“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不过,这两种译文都没有将原文隐含的语义用中文读者偏好的识解方式组织起来,额外增加了中文读者的认知努力,甚至让中文读者无法理解。译文似可修改为:这种表达就成为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

赵译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原文说的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其实就是涂译所说的“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即“有着中国自己特点的哲学、文学、艺术”而非“在中国”“采取了哲学、文艺和艺术”的形式。“在中国”与“中国的”二者之间的区别冯友兰是严格区分的。比如,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全书绪论,2007:36)中谈到“中国哲学史”要讲的内容时说:

(43) “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曰“中国的文化”。

涂译本偶尔也会出现翻译错误,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44) The first to do so was Ssu-ma T’an (died 110 B.C.), father of Ssu-ma Ch’ien (145-ca. 86 B.C.), and the author with him of China’s first great dynastic history, the Shih Chi or Historical Record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6)

*(44) 第一个试行分类的人是司马谈 (卒于公元前110年),他是*T1作《史记》的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约前86年) 的父亲。(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

(44) 首次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 (卒于公元前一一〇年),他是司马迁 (公元前一四五年至前八六年) 的父亲,父子二人著述了中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史记》。(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7)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现在一般认为,《史记》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做,成书之后有部分篇目缺失,后由褚少孙等人补齐(中华书局修订版《史记》,《修订前言》第四页)。《简史》英文版也表示父子二人是《史记》的作者,但涂译本只说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而未提到司马谈等其他人在《史记》写作中的角色,也未提及原文中所说的《史记》是一部中国通史。而赵译本则不但明确说明父子二人是该书的作者,而且补充说明《史记》是一部通史。

涂又光的译文不符合解释相似的认知制约原则,也不符合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这一次他没有贯彻“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此外,与赵译相比,涂译在翻译技巧方面也为逊色,两个“的”字使用相隔很近,影响了汉语的节奏,不如赵译朗朗上口。如果根据赵译的行文风格,则这句话似可改作“他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

(45) A seemingly inconsistenc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04)

*(45) *Z1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05)

*(45) *T1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涂又光中文版,页码:57)

原文是说,表面上看不一致,实际上一致。“表里不一”、“似是而非”都没有把这一认知表达清楚。根据这一小节的内容,译文似可改为: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态度。

(46) Nowhere, however, did he succeed, and finally as an old man he returned to Lu, where he died three years later in 479 B.C.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70)

(46) 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9)

(46) ……却四处碰壁;晚年回到鲁国故乡,三年后逝世,时为公元前四七九年。(赵复三双语版,页码:71)

两个译文都较好地还原了原文的认知。据历史记载,孔子最高官职做过鲁国大司寇,曾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理想,不过没有成功。“Nowhere, however, did he succeed”说的就是这一情况。在涂译中,翻译为“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这是承接了上一句的“希望找到机会”;而赵译则为“四处碰壁”。在涂译中,译文为更抽象的“没有找到实现自己理想机会”,而赵译则为更具体的“四处碰壁”。涂译所采用的隐喻是“做某事的机会成功做某事的事实”,而赵译所采取的隐喻则为“行为的终止行为的失败”。

涂译除了再一次连续使用“的”字以外,行文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近口语,用词也是“干瘪”的口语(“老了”“死了”),而赵译使用了偏书面语的双音节词和四字短语(“晚年”、“时为”、“逝世”、“四处碰壁”、“鲁国故乡”),更为适合哲学著作。

不过,偶尔也能发现相反的例子:

(47) No matter what was the way in which the ruler gained his power, once he was established, he, according to Mo Tzu, issued a mandate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08)

(47) 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涂又光中文版,页码:59)

*(47) 无论国君的权力是*Z1从哪里产生的,按墨子的看法,君主一旦建立起来,就向民众发出号令……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09)

在后半部分,对于同一认知,赵译采用的例示方式与原文相同,而涂译却一反常态地使用了俗语“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与涂译的整体风格不相协调。不过,涂译的直译翻译策略在第一部分仍然得到了贯彻:涂译“怎样获得权力”符合解释相似的认知制约原则,而赵译“从哪里产生”则不符合。

(48)…vainly trying to get a hearing for his ideas among their ruler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24)

(48)……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的列国王侯,但都遭到冷遇。(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25)

(48)……曾游说各国诸侯,但是他们都不听信他的学说。(涂又光中文版,页码:68)

原文的隐喻为“听的动作这个动作的预期结果”,赵译采用的例示突出了“动作的结果”,而涂译采用的例示则从“说”的方面突出了“听的动作”(即“游说”)。

(49) Thus he answers a question which had not occurred to Confuciu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28)

(49) 在这里,孟子回答了孔子未曾遇到的一个问题。(赵复三双语版,页码:129)

(49) 他这样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涂又光中文版,页码:70)

occur to 的隐喻为“出现在面前出现在头脑中”,赵译采用的例示突出了“出现在面前”,而涂译采用的例示则突出了“出现在头脑中”。

(5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man of original ignorance is as great as that between the courageous man and the man who does not fear simply because he is insensible to fear.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16)

*(50) 他们与*T1原始的无知的人之间区别很大,就和勇敢的人与* T2失去知觉而不畏惧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15)

*(50)圣人和*Z1孩童的区别就如同明知艰险而前进不知艰险而前行,两者间有巨大的差别。(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17)

原文中的“insensible”包含着一个隐喻,即“失去知觉的能力感知不到事物”。涂译没有把这个隐喻体现出来,同级例示为“失去知觉”,而赵译则具体例示为“不知”。原文的含义并非是真的“失去知觉”,而只是“感知不到”恐惧。涂译不符合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甚至可能造成误解。在另一方面,原文中对比的双方分别是“圣人”和“无知的人”,涂译分别翻译为“他们”(指代前文中的“圣人”)和“原始的无知的人”,而赵译则分别翻译成“圣人”和“孩童”。原文中提到了道家的两个派别,把“无知而无畏”的人比作“孩童”的其实并不是本段中区分“明知艰险而前进”和“不知艰险而前行”的那一派。在这里,赵译出现了理解和翻译错误。此外,在翻译技巧方面,涂译的“原始的无知的人”不但又一次连续使用破坏汉语节奏的“的”字,而且让中文读者很难理解其含义。在这里,“the man of original ignorance”的意思是“具备最初那种无知状态的那一类人”,因此似可改作“处于最初那种无知状态的人”。

(51) In the religion of the primitive Chinese, it was 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father god and mother goddess who actually gave birth to the world of things.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62)

*(51) 在原始中国人的宗教里,*T1很可能想象有一个父神和母神,他们生出万物。(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38)

(51) 考察中国的原始宗教,可以设想,最初有男性的神和女性的神,他们结合,由此产生世界万物。(赵复三双语版,页码:263)

原文是说,在原始中国人的宗教当中,“可以”或者“可能”设想出一个父神和一个母神,这个“可以”或者“可能”是相对于“不可以”或者“不可能”来说的(即“是”或者“否”),这就是英文词possible的含义。而表示这种“可能”性较大的英语词是probable(即涂译中所认知的“很可能”)。涂译不符合解释相似的认知制约原则。

(52) While perfecting oneself, one must also see that others are likewise perfected.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26)

*(52) 成己的同时,一定要*T1看到还要成人。(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70)

*(52) 一个人如果力求完善自己,他就会*Z1看到,为此也必须同时完善别人。(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27)

原文中的see包含着一个隐喻,即“看到事情确保这个事情发生”。也就是说,see在这里的是“确保”的意思。原文一整段讲的都是《中庸》中所说的“成己”(完善提高自己)必须要“成人”(完善成全别人),即通过人伦(社会关系)才能做到。涂译和赵译都出现翻译错误,没有把这个隐含的意思表达出来,令中文读者费解。

(53)… did not change the belief of the Chinese that they were the only civilized people in the human world.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8)

(53) 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中国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赵复三双语版,页码:349)

(53)……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自以为是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涂又光中文版,页码:182)

原文中的human world(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相对,赵译从另外一个认知角度来翻译,即现实世界和宗教世界。

(54) What, then, is the meaning of feng liu? It is one of those elusive terms which to the initiated conveys a wealth of ideas, but is most difficult to translate exactl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24)

*(54) *T1那么,“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琢磨的名词之一,*T2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22)

*(54) *Z1究竟“风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难以确切说明的语词。(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25)

原文中的the initiated其实是指“被启蒙的人”、“具有某种基础知识的人”或者“已经加入某个圈子的人”,动词initiate的含义是“启发,启蒙;传授基础知识,使入门;使认识;向某人传授;通过仪式加入”。原句中的隐喻是“某个动作承受这个动作的人”。而介词to在这里是指“在某些人看来”,即“这些人的意见或者看法”。原文的认知是,“在懂得、了解新道家的人或者作为新道家一员的人看来,‘风流’这个词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而且,对于冯友兰来说,这个词很难确切地翻译出来。涂译不但略去了to the initiated,整个语句含义与原文也不相符;赵译则仅直接省去了to the initiated,而把其他语义还原了出来。在本例中,两位译者都没有看懂to the initiated的意思,译文都不符合直译翻译策略所要求的解释相似认知原则。

(55) Nevertheless, if this is made our sole aim, without any understanding of what “transcends shapes and features,” to use the Neo-Taoist expression, this can hardly be called feng liu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term.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31)

*(55) 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T1T2这就不够风流 (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涂又光中文版,页码:224-225)

*(55) *Z1但如果一个人刻意追求这种享乐,那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赵复三双语版,页码:431)

原文“to use the Neo-Taoist expression”所说的“道家说法”其实就是指“超乎形象”,而非后面的“不够‘风流’”,此处涂译出现错误,赵译也没有译出。另外,原文中的hardly表示“否定”的含义,因此涂译中的“不够风流”意思也不确切。涂译用一个括号加说明的行文方式也不是一种最优的翻译技巧,赵译此处无论在语句组织和用词方面都优于涂译,也很好地还原了原文当中的认知。

(56) Their work did much to help the revival of interest in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se philosophers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recent decades under the stimulu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0)

*(56) 清代“朴学”的成就,使学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兴趣又重新兴起。*Z1中国人在近几十年接触西方思想时,自然要反问中国传统思想,以求两相比较。(赵复三双语版,页码:591)

(56) 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进行的。(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04)

两个译文都没有把原文的认知解释清楚。原文其实是说: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之下,人们对中国这些哲学家的哲学研究重新燃起了兴趣,而清代学者所做的经典著作整理工作则为这种复兴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因为他们完成了先期的校勘、考订、训诂等工作,文本更容易阅读。译文似可改为: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中国重新兴起了对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清代学者的工作在这方面的确大有帮助。

(57)… because the ideas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in their original form, may not be as clear a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ir modern expositor.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09)

(57) 这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本来或者并不像现代诠释者所看到的那么清楚。(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09)

*(57)……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T1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5)

may not 是“可能不”,不是“不可能”。本例中,涂译出现错误,赵译正确。

赵译本有时也会出现校对错误,比如:

(58) The transcendent sphere may also be called the sphere of philosophy, because it cannot be achieved unless through philosophy one gains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2)

(58) 天地境界也可以称之为“哲学境界”,因为唯有*Z1经验哲学给人以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23)

*(58) 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22)

赵译中的“经验”应是“通过”之误。

不过,涂译有时也会采用类似于赵译的流畅行文方式,阅读乐趣甚至优于赵译,堪称优秀的散文,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59) We stayed there only about four months before moving again to Kunming, farther southwest, in the spring of 1938. These few months, however, were spiritually very stimulating. We were then in a national crisis which was the greatest in our history, and we were in the same place where Huai-jang had tried to grind a brick into a mirror,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twenty-two, and where Chu Hsi had also once lived. We were sufferers of the same fate met by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that of being driven southward by a foreign army. Yet we lived in a wonderful society of philosophers, writers, and scholars, all in one building. It was this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omen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human gathering, that made the occasion so exceptionally stimulating and inspiring. (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2)

(59)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涂又光中文版,页码:316)

(59) 我们在湖南为时仅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又继续向西南后方迁移,最后到达昆明。在湖南的几个月,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然而这段时期在国民精神上却是最昂扬向上的时期。我们所困处衡山,在历史上,曾是怀让磨砖作镜的地方 (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也曾在那里住过。我们与南宋时代被外来敌人追逐南迁的民众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命运。但是,当时聚在一起的有哲学家、作家、学者,大家住在一座楼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社会。其时、其地、其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激发人们灵感的时期。(赵复三双语版,页码:613)

涂译中,译者用“其时”和“其地”分别引出时间与地点,格式十分整齐;用“磨砖作镜”、“会友论学”、“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等四字格式的词语,简洁而明快,又充满历史感;最后一句用四字短语(“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点明时间、地点和人物(“天地人”),突出了作者与学校师生在抗战流亡期间仍然保持昂扬斗志的可贵。这段译文是涂译本中文笔最为精彩的部分,体现出了译者高超的英文阅读与理解能力以及汉语的写作水平。与此相比,赵译则逊色很多。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整体上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二者的区别是:赵复三的译文整体上更为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更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在这一点上赵译优于涂译;赵译本的最大问题是,除了部分内容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以外,还由于译者的英语阅读与理解能力存在不足,出现了很多翻译错误,未能把冯友兰原著的意思(认知)还原出来;而涂又光的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远远强于赵复三,翻译错误很少,他尽可能地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与用词来翻译,但一些译文不大符合中文的习惯,有时让中文读者难以理解。

第三章 结论与余论

在本章中,(1)我们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翻译研究理论得出《简史》两个中文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结果。(2)我们还给出《简史》译文版本的阅读选择建议。此外,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3)认知语言学和翻译认知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解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其翻译的现象和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节 结论

一、《简史》两个译本译文的翻译策略与实践比较结果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在翻译实践当中,赵复三没能完全贯彻自己所预想的直译翻译策略。赵译本虽然大部分译文做到了直译,但有时候译者有意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原著进行重新诠释或者解读(请参阅本文第26页“新道家中的‘主理派’和‘主情派’”部分;正文中翻译实例:19、29、31、32、37),译文有不少都不符合“解释相似”认知制约原则,偏离了原文的认知(正文中翻译实例:30、33、50、55)。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赵译本甚至还伪造出原文作者并没有说过的话(请参阅本文第28页的翻译实例:9)。他的英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译文也常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翻译错误,其中包括英文词理解错误(正文中翻译实例:24、25、26)、中文用词不当(正文中翻译实例:21)或者译文不准确(正文中翻译实例:22、34、42)等等。他在翻译时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翻译习惯,即经常毫无目的(不是为了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随意(没有固定的标准)地增减原文内容(正文中翻译实例:20、27、28),这导致了很多无谓的翻译错误或者问题。

涂又光的译本则成功地贯彻了所预想的“直译”翻译策略。涂译本尽可能地按照原文的结构与用词进行翻译(正文中翻译实例:19、30、38、42、50、53),英语理解能力更强(正文中翻译实例:6、7、23、34、35),不随意增删原文内容(正文中翻译实例:20、31、32、37),但个别地方翻译技巧失于生硬(正文中翻译实例:38、39、42),甚至出现翻译错误(正文中翻译实例:13、50、51、54、57)。但从整体而言,涂译本的翻译习惯更佳、译文更为忠实,更好地还原了《简史》原书中的认知。

在本文所研究的翻译实例当中,可明确判定为翻译错误的,只在涂译本发现发现了13句共17处,远远少于赵译本中的38句共42处。其中,如果不考虑两个译文出现的相同错误(7句共10处),则仅在涂译本中出现的翻译错误只有7句共8处,远远少于赵译本中的31句共31处。此外,考虑到本文仅收录了在赵译本中发现的很少一部分错误,而将涂译本中发现的错误全部收录,涂译本在贯彻直译翻译策略方面更是全面优于赵译本。

关于两个译本中出现的相同错误(7句共10处),除了三个属于翻译技巧方面失误的个例(正文中翻译实例:26、45、55)以外,一部分体现出汉语为母语的人在理解作为外语的英文时在语言层面存在的共性困难(正文中翻译实例:41、52、54),另一部分则体现了母语为汉英两种语言者在认知层面存在的差异(2、5)(请参阅第8页“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研究”中的第一节“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的本源”)。

二、《简史》译文版本阅读选择建议

赵译本部分内容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英语阅读与理解以及汉语运用方面也存在较大问题,常常毫无目的且随意地增减原文内容,译文不少地方偏离原作的意思,甚至存在不少翻译错误。因此,赵译本不是一个十分忠实于原著的版本。

不过,赵译本大部分内容仍然是直译的,这部分译文的优点是文笔好于涂译本,符合中文的习惯,“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钟华,2004),更为读者喜闻乐见。此外,赵译本不但把中文经典的英译还原为文言原文,还根据英译用现代汉语解释了一遍,十分方便读者阅读,对不深谙文言文的读者尤其如此,也可以让中文读者了解冯友兰对中文哲学典籍的理解,而涂译一般则只还原为中文典籍原文,没有提供现代汉语解释。

涂译本则很好地贯彻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是一个忠实于原著的译本。涂又光的英语阅读与理解能力更强,译本尽可能地按照原文的结构和用词来翻译,不随意增删原文。不过,相比于赵译本,涂译本也存在着一个缺点,那就是个别地方的译文失于生硬,不大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涂译本中也存在一些翻译错误,但数量要远远少于赵译本。

因此,我们可以说,读涂译本几乎就相当于读冯友兰的英文原著,对于那些追求“忠实于原著”的《简史》读者来说,涂译本是更好的选择。而赵译本的文笔更好一些,对哲学典籍引文的注释更方便读者阅读,译文内容相对于英文原文也更为完整。

第二节 余论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其翻译

依据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认知——现实”基本观点,我们可以把语言看做一种观察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的一种“窗口”和“参照点”体系。与语言相关的现象由此可以划分为“语言”系统本身、“认知”成果与“客观现实”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又通过科学技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相互联系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运用这些理论,我们就可以回答冯友兰在《简史》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其翻译的问题,解释他所提出的现象,并进一步澄清冯友兰表达不是十分明晰的相关看法。

(一)冯友兰说:中国古代没有职业的哲学家,他们的著作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著作的言论和文章内部没有什么联系;此外,中国的哲学著作多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因此这些内容又都很简短。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给人以无限的“暗示”,当把这些意在言外的内容补齐,就成为了系统而明晰的中国哲学。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就不成体系、不相联系,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冯友兰,涂又光,2013:10-12)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艺术也跟中国哲学著作这种“简短”而“无联系”的写法相关联。(冯友兰,涂又光,2013:11-12)

这大概也是赵复三在《译后记》中把诗歌和哲学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归为同一类作品进而要对它们采取同一种翻译处理方法的原因。中国的诗歌和哲学著作二者同样都给人以无限的“暗示”,赵复三所力求表达的“意”也就是他个人所认为的“暗示”。(冯友兰,赵复三,2015:655)

对于冯友兰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语言”只能起有限的“参照”和“窗口”作用,它与图景无限广阔的“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哲学,它的著作在体系上需要是完整的,在条理上也需要是明晰的。这也是包括郭象、冯友兰等在内的哲学家前赴后继将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加以演绎,以求形成一个明晰而系统的著作体系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它们的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无联系”、“简短”是一种需要弥补的“缺陷”,而绝非一种可以自鸣得意或者值得夸耀的“优点”。

(二)在谈中国哲学著作不够明晰时,冯友兰还表示,“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冯友兰,涂又光,2013:12)他所说的“表达”就是作为认知世界的“窗口”和“参照点”的语言。在哲学著作中,语言越“清晰”,它所能还原的认知世界也就越明确,所需的额外认知努力也就越小,也就是冯友兰说的“暗示少”,但中国哲学著作的实际情况与此正好相反。

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冯友兰接下来与其说“中国的艺术理想”也是这样的“哲学背景”,不如说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艺术的创作手法与中国哲学著作的写法相同,因为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系统是完整而有条理的,与它的哲学著作“简短而无联系”的写法不同。

(三)《庄子》中所说的“得鱼忘笙”、“得意忘言”、“目击道存”(冯友兰,涂又光,2013:12)其实都是在说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即语言源于认知,它是认知成果的提示“窗口”与“参照点”。语言和认知都同样很重要,认知又是语言的基础。我们要采取辩证的态度,正确地认识哲学著作中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正因为认知是语言的来源,《庄子》才更为重视“鱼”、“意”和“道”,而将“笙”、“言”、“目击”视作可以“忘”掉或者抛弃的东西。这也是魏晋时期对《老子》和《易经》进行理解时,注重“义理”(“认知”)的玄学(冯友兰所说的“新道家”)一派反对偏执于“言象”(“语言”)的原因,认为应当采取“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寄言出意”、“忘言遗书”的做法。

(四)冯友兰还认为,《论语》与《老子》中的语言十分简练,是有意为之,内容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而不是省略掉了得以得出这些结论的前提(冯友兰,涂又光,2013:13)。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这恐怕不符合客观现实。即使是这些简短的“名言隽语”当初在产生的时候也源自十分充分的认知基础,它与当时的要解决或者讨论的问题一定是相关的,否则这些“名言隽语”就不能解决或者解答当时的任何问题,无法实现语言交际中的和谐人际协作,也就不会有这些著作。只不过在流传下来的书中没有记载这个认知基础,也就是没有留下彼时、彼地、彼事、彼人、彼物以及论证过程的语言资料。但不能因为现在只能看到当时流传下来的在哲学以及哲学著作意义上并不完整的《论语》、《老子》等资料就倒果为因地认为其中的结论原本就不存在“前提”。

(五)冯友兰表示,人们可以根据《老子》中的观点写出一部书,但无论写得多么好都不能代替原书,但可以相互参照。郭象对《庄子》的注也是这样,尽管他把《庄子》中的比喻、隐喻变成了推理和论证,比原文明晰很多,但二者仍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郭象注庄子”、“庄子也注郭象”的关系。(冯友兰,涂又光,2013:13)

我们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进一步澄清冯友兰提出的看法。语言作为“提示”、“激活”认知世界与成果的“窗口”和“参照点”,它起到的确实就是“注”的作用。因此,《老子》与《庄子》原书以及它们的演绎作品和“注”“疏”等都是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彼此之间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在本节上面的内容中,我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层面”理论(即语言——认知——客观现实)重新回答或者解释了冯友兰在《简史》中提出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特点及其现象。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他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翻译问题。

(六)冯友兰说,“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冯友兰,涂又光,2013:14)正如笔者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冯友兰这样一句“名言隽语”其实有着充分的认知基础,而非不存在“前提”、可以随意解释的“光秃秃”的结论。

冯友兰提出的“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针对的是中国哲学家在著作中表达自己哲学思想时的写作特点而言的,即中国哲学著作“简短”而“无联系”的写作方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哲学著作翻译成英文也就只能是很多种解释当中的一种。但冯友兰并不是在说所有种类的翻译都只是一种解释。恰恰相反,他不但认为译文可以只有一种固定的解释,还认为译文可以不存在任何暗示。他说,一个人在把《老子》中的一句话翻译成英文时,译文也只能传达很多个意思当中的一个意思,原文充满“暗示”,但英文译文不可能是暗示的。(冯友兰,涂又光,2013:14)

冯友兰的这句话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误解。比如,赵复三在《译后记》中引用这句话来证明翻译是可以用来借题发挥的一种手段(他在翻译《简史》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张瑞华(2015)也引用这句话来证明冯友兰在《简史》里面表达了一种“哲学解释翻译观”,认为“这一翻译观点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不谋而合”。

(七)冯友兰还说,“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冯友兰,涂又光,2013:14)其实,这些“丰富内容”并非是原文所“固有”的,它只存在于《老子》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头脑里的认知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作者与客观现实进行互动体验的结果。而后人对这本书的注释、解释与翻译(其中包括从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实都是以《老子》书中的语篇为基础进行的再次互动“识解”,是一个认知主体努力还原当时作者认知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还会受到后人已经具有的语言知识、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百科知识等认知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与作者在写作《老子》时的认知也存在着不同。因此,无论是把《老子》翻译成英文,还是翻译成现代汉语,所得到的译文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意思,它也是有暗示的。原文的语义并不事先存在,而是认知主体(包括译者与译文读者)再次进行认知互动的结果。赵复三在赵译本《译后记》(冯友兰,赵复三,2015:655-660)中偏离冯友兰原著意图的诠释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八)冯友兰还表示,《老子》与《论语》的译本再好也一定比原著“贫乏”。(冯友兰,涂又光,2013:14)其实,他想说的是,译本能“暗示”的内容少了,即译本中的语言所能激活的间接相关认知成果比原著中的语言所能激活的间接认知成果要“贫乏”。但是,译者与文本、认知世界、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是永无止境的,认知主体识解的对象——认知世界和客观现实都是无限广大的,要比有限的语言所直接表现出来的认知世界要广阔得多。原本就是无限的内容就无所谓哪个“版本”更“贫乏”。《老子》与《论语》各个译本彼此不同,所展示的“认知世界”也不相同,这些译本已经还原出来的认知世界全部集合起来只会比原著更为有限的“语言窗口”所“直接提示”(字面含义)出来的认知世界更为广阔。

(九)人们的思想是随着不断的互动认知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思想与一种哲学只要还活着,就会继续发生变化。《简史》中还提到了公元5世纪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他说,翻译好比嚼饭喂人,如果自己不能吃,就只能吃别人嚼过的饭,滋味与香味一定比原来的乏味。(冯友兰,涂又光,2013:14)翻译的参与其实就是一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无论鸠摩罗什当时的原意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应该厚古薄今,也不应该厚作者薄译者,作者有创作的功劳,译者也有继承与传播的功绩。因此,即使是存在较多翻译错误与不足的《简史》赵译本也有着存在与阅读的价值,比如更为译文流畅、通俗易懂、注释详尽。

 

 

致谢

硕士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时光匆匆而过,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还记得初到校园时,见到了拥有百年历史的安徽大学红楼和敬敷书院,感受到了它们厚重的历史感与追求卓越的学术气息。

在三年的学校学习即将结束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导师陈祝琴副教授所给予的求学建议、悉心指导与耐心指正。没有他的学术指导,我就无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之前多年的英语学习经验以及英汉、汉英翻译实践经验以学术论文的方式总结出来。对语言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解答了我在语言学习与翻译实践中多年以来的困惑。为此,我还要感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诸位老师和同学,是陈祝琴副教授、刘敬林教授、储小旵教授和鲍红教授四位老师的谆谆教诲让我这三年的学习时光硕果累累,是邓晶晶、汪曼卿、聂巍巍和胡瑞四位同学的同窗相伴与相互学习让我这三年的校园时光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我还要感谢李芬和韩文涛两位辅导员,从入学到毕业为我们操了不少心,我也没少麻烦两位老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的同学范刘传是我的同窗好友,也是我的宿舍室友。在三年的校园生活当中,他给了我无数的帮助,还作为“地主”带着我走遍了安庆的大街小巷、长江南北,品尝了当地的美食,聆听了黄梅戏艺术史的讲座,还差一点看了一场黄梅戏,让我领略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还用心帮我校对了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对所有这些我深表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的学弟牛传琦和陆天宇两位同学。我与他们热烈地探讨了许多专业和时事问题,收获颇多,在日常学习和生活方面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二远副教授向我们2015级研究生推荐了这部哲学史入门著作,我读后受益匪浅,从而有了这篇硕士学位论文,特此致谢。

此外,我要向外语学院的好友兼翻译同行黄全灿副教授以及北京东方雅高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伙伴兼同事张杰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多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在这三年之中,我的妻子和儿子、父母、岳父母对我求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参考文献

一、与著者冯友兰相关的著作

[1] Feng Youlan (Fung Yu-Lan) & Bodde, D.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6.

[2] 冯友兰,涂又光.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冯友兰,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4] 冯友兰,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7]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8] 冯友兰.贞元六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6.

二、研究论著类

[11] Danks, J., G. Shreve, S. Fountain & M. McBeath. (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M]. Thousand Oaks, CA: Sage.1997.

[12]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13]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lackwell.1991.

[14]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15]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6] Martin, R. M. 2010.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G.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0.

[17] Muñoz Martín, Ricardo.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G. Shreve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0.

[18] Paradis, Michel. 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19] Paradis, Michel. The neuro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the bilingual cognitive system. In Istvan Kecskes and Liliana Alberstazzi (eds.).Cognitive Aspects of Bilingualism[M].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2007.

[20] McHenry, Robert.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M].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1993.

[21] Shreve, G. M. & Angelone, 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Recent development [M].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

[22]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1995 [1996].

[23] Tan, Yesheng. Construal across Languages: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24] O’Brien, S. (ed.).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Continuum.2011.

[25] Ungerer, F. & Schmid, H. –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3.

[26] 薄冰.英语语法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7]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4.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9]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0]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1]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32] 夏征农.辞海(第六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M].北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34] 张辉,孙崇飞.认知语言学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35] 宗璞.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36] 周光召.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2009.

[3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三、报纸、期刊、论文类

(一)报纸文章

[38] 徐洁. 宗璞谈《中国哲学简史》是仙丹[N]. 钱江晚报, 2013-2-27 (C0001).

[39] 钟华.有多少书可以重出?[N].科学时报, 2004-4-15.

 

 

(二)期刊文章

[40] Chesterman, A. Causes, translations, effects[J] Target 10: 1998: 201-230.

[41] Gutt, E. A. Implicit inform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relevance-theoretic perspective[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6 (2): 239-256.

[42] Wing-tsit Ch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51 (4): 74-76.

[43] W. A. C. H. Dobson. Philosophy [J].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 75-77.

[44] 蔡萍.纽马克翻译理论浅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9 (3):78-81.

[45] 车明明.应用翻译理论创新与翻译教育:思考与对策— 第六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综述[J]. 中国翻译,2015 (4): 95-97.

[46] 费孝通.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147-162.

[47] 冯蕾.跨文化交际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影响——以《中国哲学简史>的两个译本为例》[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5 (4): 81-84.

[48] 李中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普遍关切——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时代性[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2): 56-61.

[49] 刘永杰,许悦萌.翻译的认知研究:回顾与展望[J].沈阳: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 : 851-855.

[50] 卢卫中,王福祥.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 [J].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 (4) : 606-616.

[51] 孟志刚.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纵横谈[J].现代语文,2014 (7) : 4-8.

[52] 孟志刚,熊前莉. 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20年[J].武汉: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2 (11) : 104-107.

[53] 蒲春芳. 从英汉颜色词看中西文化差异[J].吉林:文学语言研究——考试周刊.2011(7): 26-27.

[54] 束定芳.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目标与内容[J].成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52-56.

[55] 苏文秀.奈达与纽马克翻译理论比较[J].现代语文,1998 (3) : 88-94.

[56] 孙文龙,田德蓓.冯友兰翻译思想评述[J].中国翻译,2008(2): 30-32.

[57] 谭业升.译者的意象图式与合成概念化一基于语料库方法的《红楼梦》“社会脸”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3): 55-59.

[58] 姚振军.2014.认知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 (2) : 15-19.

[59] 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2002 (6) : 458-463.

[60] 王婵.纽马克翻译理论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体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8 (2): 138-140.

[61] 王筱.翻译过程中的识解运作探析——以《聊斋志异》的英译为例. [J].2013 (11): 99-105.

[62]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理论与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2): 1-8.

[63] 王寅.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成因的解释力[J].国外社会科学,2005(6): 18-23.

[64]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2(2): 82-89.

[65]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 15-20.

[66] 王寅.认知翻译学与识解机制[J].中国翻译,2013(1): 52-57.

[67] 萧立明.认知语言学与翻译[J].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1-7.

[68] 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 中国翻译.2014 (3): 82-88.

[69] 曾辉.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翻译[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9):76-78.

[70] 章和升.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综述[J].外语研究, 1996 (4): 51-54.

[71] 张静.21 世纪 3 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综述[J].现代语文,2016 (9): 47-49.

[72] 张瑞华.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5(5):109-102.

[73] 赵炬明. 从学涂又光——兼贺涂先生八十寿诞[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4):39-41.

[74] 仲伟合,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 (7):42-46.

(三)硕士学位论文

[75] 江露.2014.冯友兰英文版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涂译本之关键词误译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

[76] 叶绍丹.2014.《中国哲学简史》 (节选) 英译中翻译报告[D].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77] 傅张萌.2013.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比较《中国哲学简史》的译本[D].成都理工大学.

[1] 关于本文对“意译”的定义,请参阅第20页第一章第三节“从认知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中的内容。

[2] 该文作者所采用的这一翻译术语含义与本文不同,请参阅本文第19页第一章第三节“从认知的角度定义翻译策略”。

[3] 本文对该文研究的翻译例子也进行了探讨。请参阅本文第53页正文中的第59个翻译实例。

[4] 请参阅本文第26页第二章第一节中“新道家中的‘主理派’和‘主情派’”。

[5] 在本文所研究的翻译实例当中,译文出现可明确判定为翻译错误或者不符合原文认知的句子,在“赵译”或者“涂译”前面加星号(*),具体出现问题的译文处前面也加星号(*)。标注方法:整句错误的,星号标在句子最前面;部分错误的,星号标在错误处(加下划线)的前面;为醒目起见,凡可明确标出的错误均标为灰底色;标出每句中错误的编号,比如 Z(hao)1、Z2、T(u)1、T2。

[6] 在改后的图中, embodied的译法统一为本文所采用的“体验”一词,修改之前为“涉身”。

[7] 谭业升提出的说法原为“认知增量”,考虑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实为前后的变化,因此本文中改为“认知变化”。(谭业升,2012:327)。

[8] 此处应为向郭,即向秀与郭象。

[9] 不过,在《译后记》的第二段中,在提到第19、20两章的标题翻译时,他曾认为前面词的后缀“ism”与后面词的后缀“ist”“前后不够一致”,有逻辑问题,因为“‘ism’是学说”,而“‘ist’则通常是指人”,但在这里他却又说“新儒家”(ism)可以指“二十世纪的儒学和这一派学者”(ist)了。

[10] 冯友兰书中的“Neo-Confucianism”和“新儒家”是起源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的新的儒学,英文和中文的名称都不至于引起读者误解,因为冯友兰在书中已经界定得非常清楚。儒学产生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新的元素注入,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汉代董仲舒的儒学就已经被人们称为“新”儒学了(李禹阶、沈双一,2003)。

[1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简史》此处已经修正。